一个行将破碎的家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艾尔把消息告诉我了。我还记得他阴沉而又平淡的声音：“你妈妈和我已经决定离婚。没有争吵，没有人特别烦，没有人砸东西。我们两个人都想过自己的生活，都想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事对你或简来说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不离婚。”
我极其流利地回答说：“这不是个问题。我希望你去做对你最为有益的任何事情。”
我们两个人都撒了谎，这些谎言埋下了艾尔和我关系恶化的种子。我们的谎言并不是恶意的，我们都在尽最大努力对付那场噩梦。艾尔撒谎的地方是，他说没有人特别烦。我母亲伤心欲绝，而且，不管简和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都会离婚的。
我说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时候也撒了谎。那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的家就在我眼前破碎了。但是，我坐在汽车旅馆的早餐桌上，对面就是那个我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反抗的人，当时我惊呆了，因为我说了什么错话，可能会一辈子永远失去父亲。如果父母要分开，我准备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父亲。
离婚之后的影响持续了多年。我跟艾尔吃饭的次数很少，如果在一起吃饭，又有了产生争执的新话题：艾尔对洛莱塔的处理。我争执说，他应该给她更多生活费。让我惊讶的是，他真给了。
父亲开始公开追求一位穿白裤子和西装的艳丽的州议员罗里·威尔逊的时候，我变得极其愤怒。1973年新年夜晚，他们在海滩上搞日出婚礼，我脸不刮就跑去了（“我开始留胡子了。”我对他们说），还穿一件运动衫，一头乱发。我本来想表示更强烈的抗议，根本就不去的，但是，我母亲却一定要我去一下。
我跟艾尔和罗里吃饭的时候，总会无事争吵起来。我讽刺罗里，就如同以前我讽刺艾尔一样，说“所有政客都是**的。”艾尔跟我有多年的争吵经验，而罗里不一样，她无一例外总是中我的圈套，之后就哭起来。7年以后他们离婚了，我感到受了维护，因为我又把老爸赢回来了。
约在我26岁生日的时候，艾尔和我之间的争吵又一次发生转变，这一次是朝好的方向转化。艾尔感觉更有信心了，更牢固地掌握了加内特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大权。我也“发现”自己在不断地看心理治疗方面的书，一方面进行电休克治疗，一方面接受相互作用分析，还看很多自助书，我找到了面对父亲的勇气和工具。
第一次是在佛罗里达可可阿海滩上一次私密的父子晚餐。我已经为此预演了好几天，我准备告诉艾尔，说他经常不在家，他多变的情绪，还有他很容易发脾气，这些都伤害了我，并且使我难堪。我还准备告诉他说我爱他，并且要原谅他。我照做了，他也在听。自从我还是个孩子以来，那是我们第一次说爱着对方。
第二件事情是两天发后发生的。我很晚回家，锁上门，拿了去我卧室的保安钥匙。第二天早晨11点起来，我愉快地四处走动，准备吃早餐，结果发现狂怒的艾尔。他找不到保安钥匙，无法到秘书办公室去做他早晨的工作。我说对不起，他就开始狂吼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只看着他吼，我没有顶嘴，也没有跑走。这事让我大吃一惊，他也是一样。他拿起钥匙，一声不吭就走了。
两个小时后，他来找我，差不多就要哭出声来，自责地说：“我缺少体贴，我道歉。”放错了钥匙的事件帮助我们找到了彼此相处的钥匙，我们的关系从那以后就更好了。这件事情让我站在不同角度来看待艾尔和早年的那些日子。
艾尔的软肋公开了
我开始回忆艾尔对我好的时候：还在小联盟队的时候，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教练。我养的一条快乐的小狗斯马基死后，他在早餐桌上差不多要流出泪来地祈祷。
随着时间的推移，艾尔的这一类软肋越来越多地公开化了。1979年，他母亲86岁时过世，此后，每每谈起她来，他就止不住要流泪。1982年，《今日美国》启动后，他跟我和妹妹说，有几十家报纸都在抄袭《今日美国》的样板，边说边忍住幸福的泪水。1986年，艾尔的软肋完全露出来了，当时，他在加内特公司的年度大会上宣布准备退休，并且交出首席执行官的职位，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他的表情和声音夹杂着骄傲和悲伤，差不多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15岁的时候，艾尔在医院动了一次很危险的手术，想矫正心室纤维颤动。艾尔两岁就死了父亲，我才15岁就面临着也要失去父亲的风险。住院以前，艾尔写了一封信给我，以防万一活不过来。信是这么写的：
你现在还不太明白，一个父亲在儿子的身上体会到多深的自豪感。我为你的自豪是相当大的，跟任何一位父亲对才只有15岁的儿子的自豪感一样深厚。我之所以自豪，是因为你极聪明、有理想、为人诚实，而且长得也帅。我很自豪，是因为你已经显示出自己可以成为男孩子们的领袖的信心。我知道你将来会成为男人的领袖。我知道你会成就大业，会对你们一代人，你们的国家和你们的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远远超出我已经做的和愿意做的一切。我希望自己能够多活几年，这样就可以看到你，并且带头为你鼓掌。但是，假如我本人不能够亲自在场，我的精神也一定会陪伴着你。
那封信当时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今天，当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