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公开的小便比赛

    由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特纳之间的斗争事实上已经白热化，我们只好加快了速度。

    特纳现在已经宣布公开的出价为每股150美元，但只有40美元的现金，110美元是垃圾债券。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纽约股市上的买卖价格是115美元左右。

    华尔街开始认真对待特纳的投标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虽然在公司内部十分担心，但在公开场所仍然保持不理会特纳的样子。

    但是，特纳继续发动攻击。“美国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么傲慢的。”他说。

    我觉得，这可真是锅说壶难看，乌鸦笑猪黑啊。

    惠曼回骂，他说特纳缺乏管理大型电视网络所需要的“良知”。

    公开对骂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在与惠曼见面才10天后就给他打电话了。我对他表示同情，说特纳的确做得过分了，之后我告诉他说，我们的研究已经做好了。

    “我想到你那边去，让你看看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双方都不会失去什么的。”我说。

    “我不能肯定我们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这样会导致什么结果。但是，再谈一次也无妨。”他说。

    我们说好我第二天早晨到他那里。他问我是否可以一直留到午饭时间。这是不错的一个信号。

    我们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得直截了当：

    “我们得做些什么事情了。我觉得特纳不可能拿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不想把此事拿到股东那边去说，因为到那个时候，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他表明自己的烦恼：“我整天都在想办法甩掉这个王八蛋。有时候，我觉得还真不如原来卖青豆的好。”他这么说的时候没有笑。

    很明显，惠曼的工作已经干得很烦了。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没有根基，他对绿色大王和皮尔斯伯里的回忆对他意味着更多，比爱德华·莫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他的吸引力大得多。

    对他来说，管理一家受人尊敬的网络公司只是换了一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工作没变。他不喜欢这里的压力，尽管能够享受的快乐让他开心。

    “汤姆，你得想出一个终局办法来，要跳出目前的困境。”我说，“我们为何不认真谈一谈，看看如何在我们两家公司的头上都撑起一把大雨伞？这样一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和我们两家公司都会有好处。”

    他的反应比我想像的更快，而且更积极主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事情的确让他受不了。

    我建议，我们应该把关键人员弄到一个小组里，看看这里面的机制是什么样子的。之后，如果事情有眉目，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进行交易商谈了。

    我们同意，接下来的那个晚上，我们到沃道夫大厦38-H的加内特套间进行1小时的特别会面。那是很大的一个豪华套间，处在极有名望的一个地段上，我们定期使用那个地方，让业界同仁在那里得到娱乐，并给他们留下印象。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方参加了汤姆和我之间的特别会面的人员包括：

    ► 简·詹考斯基，广播集团的总裁。

    ► 弗莱德·梅耶，负责财务的资深副总裁。

    加内特公司一方的参加人员有：

    ► 总裁克雷。

    ►负责财务的资深副总裁麦柯金戴尔。

    在封闭的阳台上，套间内的服务人员端来了第一轮饮料。之后，我让这个侍者离开了。我亲自给大家倒酒，确保我们谈话的私密性。因为以前有很多商业交易就是被侍者或清扫房间的服务人员泄露或偷听走的。

    我们一行6人在套间里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