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的益处

    哪怕对做出的决定已经相当确信，公开辩论还是有益于所有人的。

    在奎因与麦柯金戴尔之间的对抗中，和事佬赫塞尔顿总是会在两极尖锐对立出现之前适时介入。他的妥协干预总是正好与主席的意愿相吻合，因为他相当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我会提前告诉他我到底倾向于哪一方。

    由于我为《今日美国》而寻找的是支持者，而不是警告或妥协，因此我总是先去找奎因，话总是说得直白明确。

    他总是一激就上，全盘支持，“这是个好机会，必须要抓住，”他说。奎因很快明白这个重大的冒险活动一旦成功，从职业的角度上看会对加内特公司意味着什么。奎因从不担心利润的问题，他把这样的事情交给麦柯金戴尔去操心。而道格一向的原则是只考虑利润，其他的先放到一边去。

    奎因的职业本能是搅和：这意味着一个出口，或者是一个避难所。加内特公司的记者每年都有离开的，他们在我们设在契利柯特、钱柏斯伯格、雷诺或罗切斯特的实习基地得到培训，之后就想去大都会的报纸、杂志或网络。

    这有助于我们吸引和留住来自各所高校的最好的天才记者，而且有助于使加内特公司从一个小型报业联盟一步发展为大型报业集团。

    我和奎因开始筹划如何把这个计划的想法一点点灌输给其他人。我们还开始计划研究与开发方案，从而导致项目的最后启动。

    我们谨小慎微，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在两年时间里，我指导着这个过程的进展，之后再请董事会做出“开始”决定。

    1979年11月18日：我给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各位成员打电话，包括赫塞尔顿、麦柯金戴尔、奎因，讨论“某些年终回顾和未来计划”问题。

    那是罗切斯特一个寒冷和沉闷的早晨，在公司总部25楼董事室里，壁炉的柴火发出劈啪的响声，我们4个人谈起了行将结束的一年。我们一致认为，那又是不错的一年，的确也是如此。

    那一年，我们以3.62亿美元的低价收购了综合传讯公司，使我们得到7家电视台、在辛辛那提和奥克兰的几家大报，还有北美最大的户外广告公司，当时，该公司共有38,000块广告牌。

    “业务跟平常一样”，但给我们带来了10.65亿美元的收入，那是我们的年收入第一次达到10亿美元以上，共有1.35亿美元的利润，比头一年上升19%。

    麦柯金戴尔很喜欢谈论数字，我把话题转开了。

    “我们来谈谈来年和未来吧。”我说。我起立，站起身来，在壁炉前来回踱步。我经常会在开会的时候来回踱步，这么做的时候，麦柯金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