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刘卫华自述）

    告不告诉婷儿，父母已经离婚

    过完春节，姥爷和姥姥启程去鄂西，我和婷儿也从三峡逆流而上，经重庆返回成都。

    一路上我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告不告诉婷儿父母已经离婚的事？

    以婷儿的观察力，我不能指望她注意不到自己的家庭和其他小朋友的不同。

    想来想去，我觉得只能本着这个原则行事，那就是，怎样做才有利于婷儿心理健康？

    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越小知道父母离婚，造成的心理冲击越小。我4岁的时候就知道父母因为爸爸被划成“反革命右派”而离婚了，在小小的我看来，离婚是一件奇怪而自然的事情，就像白天出太阳、晚上出月亮一样奇怪而自然。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和比我小3岁的弟弟也和我一样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父母离婚这件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些初中同学骂我是“反革命的女儿”、“妈妈是离了婚的”，当时我也只觉得她们说的是事实，并不感觉特别受伤。

    如果我是在15岁被别人骂的时候，才知道父母离婚的真相，冲击就要大得多！还是让婷儿像我一样，在弄不清“离婚到底是什么”的年龄，就知道父母离婚这个事实吧，就像知道太阳和月亮东升西落一样。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样告诉？

    据我观察，对不懂事的孩子来说，大人对坏消息的态度远比坏消息本身的冲击力大得多。想当年，我妈妈绝望得几次试图自杀，但在我们面前却始终表现得很平静，在我的记忆中，她没让一丝一毫的恐慌和哀怨与“离婚”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我们既没有见过父母争吵打骂的恐怖场面父亲早已入狱，也没有从妈妈和“保姆”姚婆婆那儿听到任何解释，就这样平静而抽象地接受了“离婚”这个坏消息，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当时我们兄妹都寄养在姚婆婆家）。此刻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妈妈没有让离婚的阴影笼罩我们稚嫩的心灵。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像妈妈那样平静而抽象地把离婚的消息告诉婷儿吧。

    拿定主意之后，我就在船过三峡之时，态度平静、直截了当地把离婚的消息告诉了婷儿。正如我所估计的那样，孩子对超出自己理解力的事情是不会产生多大兴趣的，婷儿听说“离婚后，妈妈会和婷儿住在一起”，就不再追问下去了。对她而言，只要能生活在朝思暮想的妈妈身边，天天享受吸取新知识的乐趣，就已经很满足了。

    对我来说．让婷儿不受震动地知道父母离婚的现实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前面等待着我的，是更为严峻的挑战：从现在起，我只能单枪匹马地实施我的育儿计划了，我究竟该怎样做，才能在现有的条件下把婷儿培养成杰出的人呢？

    我所知道的那些早期教育的先行者们，都没有遇到过我这种情况，他们都是家境富裕、夫妻和谐的家庭，而且，他们都把良好的家庭气氛看做孩子成才的一个必要条件。

    但是我想，父母双全并不是“良好的家庭气氛”的必要条件，有时候还是不利因素，尤其是当大人吵架和对子女教育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说，单亲家庭也有单亲家庭的好处不会与其他的教子方法产生矛盾。只要我能预防家庭残缺对孩子成长的不利影响，坚定不移地在婷儿身上实践早期教育的理论，应该可以把婷儿培养成素质优秀、人格健全、有能力创建幸福生活的人。

    具体而言，家庭残缺的最大不利是容易导致孩子心理残缺。如果大人因为过分溺爱（或心怀怨恨）而不能用正常的心态去对待自己孩子（要么因为离婚而百般迁就孩子；要么认为孩子是自己的累赘而随意打骂或不管...），就有可能使孩子形成无法弥补的心理缺陷。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单亲父母的心理一定要健康，要尽最大努力让孩子觉得单子之家和双亲之家没多大区别，自己和别的小孩一样正常。

    如果婷儿是个男孩儿，家里没有爸爸提供男子汉的榜样要难办得多，好在婷儿是个女孩儿，我自信有能力为她提供一个现代女性的好榜样。我打算白天上班时送她去上幼儿园；幼儿园放学后到她睡觉之前的这段时间，全部用于她的智力开发和性格培养；等她睡觉之后，我再开始自学电大中文课程一这不仅是编辑职业的需要，也是教育婷儿的需要，我必须不断补充新知识，才能继续引导女儿，和女儿一起成长。

    录故事做“奖品，一举多得

    回到省文联宿舍，时值1984年2月底。简单地把家里收拾了一下之后，我赶紧带着婷儿去找我的一位同事，问他帮我联系的幼儿园情况如何？同事告诉我，他联系的是教育局的教学示范单位一成都市第三幼儿园，院长和书记是他的老熟人，她们都说让婷儿在三幼上小班没问题，但上半年不能插班，只能等9月份开学的时候入园。

    这下我可遇到难题了！我当时的7O元工资加上婷儿父亲每月20元抚养费，只够我和婷儿吃饭和买书，连添衣服的钱都没有，根本不可能请保姆，更不可能请半年假在家带孩子。我只有硬着头皮带婷儿到编辑部去上班。恰好那时候领导安排我脱产两个月参加“整党”学习，婷儿就天天跟着我到单位开整党会。

    我们当时的主编李累老师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好领导，为了方便我照顾婷儿睡午觉，他特意把每天下午的会议安排在我家客厅。这样一来，婷儿可以睡到下午3点才起床，起床后可以很方便地喝水吃水果，还可以带着耳机用录音机放放事听那时候，老办公室里还没有电源插座呢。

    那段时间，婷儿的日子可真难熬啊，但是她从来没有在整党会议上缠着我吵闹过。因为我十分注意不让婷儿处于“精神饥饿状态”，总是让她有事可干，而不是放任自流，随她在会议上吵闹或在院子里无所事事地游荡。每天上午在办公室开会，我都带着一大堆图书和画画的用具，一会儿让婷儿看书，一会地让婷儿画画，一会儿让她到小花园里去数花、找蚂蚁... 文联的人见了都夸“婷儿好懂事，好乖哟！”其实，只要孩子不感到无聊，都会像婷儿一样乖。

    婷儿表现得好，还跟我的“奖励政策”有很大关系从她回成都起，我总是把她最想要的东西拿来做“奖品”，要求她用好的行为来换取。在整党期间，我给她设的奖就是：“只要妈妈开会的时候你表现得乖，晚上妈妈就给你念书录故事。”为了领到“听故事奖”，婷儿已经自然而然地开始学习自我克制。

    随着夜幕降临，婷儿的幸福时光也对开始了。每天晚上我都要把婷儿抱在怀里给她读一两本连环画，一边读，一边录音婷儿听的故事磁带都是我自己录的。录音时凡是遇到她没接触过的新词，就马上给她讲解，每次讲完故事，还要引导她简单地复述故事，第二天下午就让她边听录音边自己翻书看。

    我这样做有五个目的：一是为了让婷儿在识字之前也能看懂图书；二是为了节约大人的时间，录一遍音她就可以自己反复放着听；三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语感，在反复听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加深对语句和语境的理解，迅速提高阅读能力；四是为了扩大孩子的词汇量，那些听熟了的词语和句型会不知不觉地存入大脑，有助于孩子掌握准确而规范的表达方式；

    五是为了熏陶高尚的道德情操，我选录故事的原则是尽量找名著，人类各种美好的思想感情，会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她的灵魂。

    除了上述五点之外，我还想用听故事录音的办法让婷儿尽快学会标准的普通话。因为婷儿在姥姥家学成了一种奇怪的口音半河南，半湖北，再夹杂一些不标准的普通话。一离开湖北，我就开始随时纠正婷儿的语音，并要求她只许用普通话与我对话。我认为，尽早教生活在方言区的孩子说普通话非常重要。因为从小听普通话，学普通话，普通话自然说得标准，对识字和阅读有直接帮助。如果普通话学得晚，孩子会认为“这不是我的语言”而不愿意说；就是肯说也不容易流利。这不仅影响早期阅读，还会减缓把书面语言变成思维语言的进程，对孩子的智力开发很不利。

    我之所以采取自己录音的方式，不仅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现成的故事磁带卖，更重要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妈妈的声音比买来的故事磁带更亲切，更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美国当代儿童心理学专家劳伦斯·沙皮罗认为，故事是影响孩子思维的最好方式、因为孩子们会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听与读，你的参加更是会带来无法比拟的魔力。为使这些故事录音对婷儿具有长久的吸引力，每次给她念书的时候，我的语调都非常有感情，遇到不同人物的对话，我总是用音调的高、低、粗、细来加以区别。至于语速，则不快不慢，快了孩子反应不过来，会因为听不懂而失去兴趣；慢了孩子形不成“词”的概念，不仅妨碍理解，还会影响孩子的思维速度。

    这段时间我们录下了大量好听的故事，有连环画上的，也有字书上的；有成套的《彩色世界童话故事》《昆虫世界漫游记》《一千零一夜》《小无知奇遇记》《孔雀石箱》等等，也有单本的《神笔马良》《戴铃档的猫》《天鹅湖》《海的女儿》《小国王奇遇记》…这些书和故事就像一个聚宝盆，装满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在婷儿能够独立阅读字书之前，她总是听了又听，看了又看，不断地从里面吸取精神营养。

    儿童教育学家们说，多读多听生动有趣、语言优美的故事，可以使孩子的语言优美流畅。这正是婷儿听故事的直接收获。常常是头天晚上才录的故事，第二天就有故事里的词汇或句式出现在她的语言中。我清楚地记得，听过《海的女儿》，第二天上楼梯的时候婷儿就说：“我走路也要像水泡一样轻盈。”婷儿3岁生日时，她已经能绘声绘色地把很多故事揉台成一个大故事，当时足足记下了8O0多字呢。

    快乐的星期天，到户外去学习

    尽管白天表现得好，晚上就有故事听，但每天开会的生活对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还是太枯燥了、一连开了6天会后，星期天早上婷儿一睁眼就央求我说：“妈妈，我们今天别去整党了好吗？”“好哇！”我说，“因为你前几天整党表现得很乖，今天妈妈要给你一个大奖品，带你到郊外去玩儿。”婷儿高兴极了，起床的动作比哪天都快。

    吃完早点，婷儿就忙着和我一起收拾出去要用的吃的喝的看的，然后乖乖地让我把她抱进她的“专车”一一自行车后座的小藤椅。那时候，还没有人生产自行车上带小孩儿用的小椅子，为了防止婷儿在车上打嗑睡时摔下来，我土法上马，把一只小藤椅的腿踞短，牢牢地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等婷儿坐进去以后，再用绳子把她固定在小藤椅里。

    婷儿知道这样做是为了她的安全、为了让她从小树立安全观念，我总是随时随地把我采取的安全措施解释给她听。比如说，过马路为什么要先看左边再看右边还得走斑马线？过十字路口为什么要“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稍等”？到小饭馆去吃饭为什么要自己带碗筷？小朋友为什么不能给陌生人带路？等等... 我认为，在城市生活的孩子，安全教育应该放在第一位、只有确保孩子是安全的、健康的，才谈得上进行其他的教育。

    对这么小的孩子进行安全教育，你不能指望她听一遍就行了，你得反复在需要注意安全的情境中重复输入信息。在去郊外的路上，我们要路过全市最大的十字路口，1984年，成都币公安局每个月都要在这儿公告交通事故伤亡人数。路过这块巨大的公告牌时，我特地停下来一字不漏地念给婷儿听，还悲伤地提到那些死者的妈妈有多么难过，那些伤残的人们有多么痛苦，末了还要和婷儿一起祈祷：这样的悲剧千万不要发生在我们和亲人的身上。（后来我们再从这儿过的时候，婷儿总是要提醒我注意这块公告牌，我也总是用悲叹和祈祷来加深她的印象。这种做法使婷儿养成了自觉注意安全的好习惯，“不论做什么事，安全总是第一位的”，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共识。）

    骑过公告牌之后，婷儿问我：“成都为什么有这么多车祸？是不是有些人不怕车祸？”我告诉婷儿，车祸是人人都怕的，就像人人都害怕得癌症一样，但是很多人都有侥幸心理，总是自欺欺人地认为“厄运不会降临在我的头上”。于是，尽管谁都喜欢健康和安全，却总是有人不幸地成为车祸、犯罪和病魔的牺牲品。

    我知道，这段话里有几个婷儿不懂的词汇，如“侥幸心理、自欺欺人、犯罪、牺牲品”，我就像念故事的时候一样，遇到生词就随时给她解释，决不稀里糊涂地绕过去、你可能会说：孩子这么小，这么难的词汇解释了她也听不懂，记不住，解释了又有什么用呢？实际上，孩子这一次记不住和懂不懂没关系，重要的是你在“采取行动处理不懂的问题”，你解释生词的行为本身，就是在教给孩子学习态度和方法。如果大人在传授知识的时候遇到难点、疑点就绕过去，孩子就会养成“不求甚解”的坏习惯，日后在学习上肯定会把漏洞百出当正常。

    为了让婷儿养成不懂就问的好习惯，我不仅让婷儿遍到生词一定要弄清楚，而且在看到不认识的东西或遇到不懂的事情时，也要随时让她弄清楚，让她习惯于“视野之内不存疑点”。如果遇到我也不懂的事物，我就会对婷儿说：“等我们问一个懂的人，或者等我们回去查书吧。”这时候，婷儿就会说：“我要记者提醒妈妈！”

    我把婷儿搭到城边后，便寄存了自行车，换乘专跑郊区的公共汽车。这样安排的好处是，在野外步行谈话更方便，回来时婷儿疲倦了也不必走路，下了汽车就可以上她的“专车”接着打盹儿。

    车行一刻钟，就到了真正的农村，大片大片的麦苗和油菜花，正等着我们去享受它们的芳香，探索它们秘密。下车后，我们拐上了一条河边小路。在开始新的谈话之前，我先任婷儿无拘无束地撒了一阵欢，婷儿看见一朵野花就欢呼着扑过去把它采下来，不一会儿，就采了一把各种各样的花。

    我们的话题就从“你认识这些花吗”开始了、有些花婷儿从书上见过，就兴奋地对号入座，有些花婷儿没见过，就请我告诉她。我们先确认了这些花的名称，然后再比较花的颜色和形状。在比较形状的时候，我顺便就把花的构造讲给婷儿听，婷儿自然而然地就使用起“雄蕊、雌德、萼片”等专用名词，而且实实在在地懂得了它们的含义。在教婷儿认识紫云英的时候，我顺便讲到了“绿肥”和“化肥”，并把正在田间施肥的农民指给婷儿看，当然，在婷儿惊呼“好臭”的时候，正好讲讲“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的道理....

    对婷儿来说，这样的星期天玩得最有趣，也学得最有效。因为在幼儿阶段，孩子学习的“内驱力”还谈不上崇高理想，坚强意志，高尚志趣或形势压力，要想有效地开发智能，必须依靠天性中的好奇心和求趣心。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带婷儿出去玩儿，每次都要在有趣的玩耍中教给她各种知识。许多家庭也常常带孩子到公园去玩，但很少注意引导孩子认识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孩子除了活动身躯，呼吸新鲜空气外，没有多大收获，往往玩了一整天，回家只会说一句话：“今天我和某某到公国去玩了的”，实在是很可惜！

    选择幼儿园，谢绝上全托

    每天带婷儿上班，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忙。每天早上闹钟一响就忙得像打仗，直到晚上婷儿终于睡着了，才能结束“战斗”，把注意力转移到电大的教材上。

    邻居小袁觉得我的处境太狼狈了，主动托付她女儿的班主任（一个全托幼儿园小班的老师），私下允许婷儿混在班里度过白天。我正在庆幸白天终于解放了，没想到，第三天没到中午婷儿就大哭大闹非要回家不可。老师怕领导发现，赶紧让小袁领回了她。我觉得很奇怪，婷儿是很喜欢幼儿园的呀？为了表达这种喜欢，她还“得罪”过人呢一一在姥姥家，她曾幼稚地告诉邻居：“丁爷爷，我对你没有感情，我对幼儿园的老师有感情！”

    我抱歉地请小袁代我向那位老师致歉，并批评婷儿做得不对。婷儿却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幼儿园又不教唱歌，又不教跳舞，也不讲故事，还不许玩玩具，我才不上这个幼儿园呢！”小袁不以为然地说：“小班是这个样子嘛！”她热心地劝我应该让文联帮我联系进这个幼儿园，文联人事处也愿意给我一个全托的指标，那几天，正在等我回话呢。

    可我从婷儿的反常表现中意识到，这个幼儿园大概就是那种“单纯保育化、照看化”的老式幼儿园，孩子在这种地方学不到什么东西，纯粹是浪费时间。不像同事给我联系的第三幼儿园，实行的是开放式教学教育，各种智力玩具都在几块大门板上堆着，小朋友想玩就玩，玩过了把玩具放回原处就行了。

    我带婷儿去三幼考察过几次，她对三幼很感兴趣。要上这个教学示范幼儿园的话，还得再等几个月，但考虑到一旦选定幼儿园就得一连呆三年，我还是情愿等。

    至于上不上全托，尽管我深知全托的指标来之不易，也明日上全托大人轻松，我还是谢绝了人们的好意。

    我的想法是，别说是不重视开发智力的幼儿园，即便是重视开发智力的幼儿园，也不能让孩子去上全托。因为6岁以下的孩子最需要的是家庭的个别教育。他们注意力极易转移；情绪很不稳定；意志非常薄弱；不适合以集体教育为主。他们离不开父母的体肤接触、细腻的情感交流，他们在语言模仿、动作发展，性格塑造等重大方面都离不开父母的个别教育、如果不能每天都得到这种只能来自家庭的个别教育，就会失去促进孩子成长发展的主要环境和动力。为了天天都能给婷儿开“精神小灶”，我是绝对不会让婷儿上全托幼儿园的。

    既然如此，婷儿就只有跟着我继续整党了。

    没过多久，我在报纸上看见两个好消息，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要招一个戏剧理论专修班，五月份考试，学制两年，班主任是余秋雨。另一个是成都有个待业妇女办了一个私入幼儿园，离我家只有两站路远。我很兴奋，吃过午饭就到家庭幼儿园去考察。那儿的条件虽然简陋，老师也只有女老板一人，可十来个孩子们玩得还挺高兴，收费也不算贵，更重要的是，第二天就可以入园，我马上就给婷儿交了费。回到单位我赶紧就向李累主编汇报，希望领导批准我脱产补习中学的文化课，以便能考上余秋雨带的这个大专班。

    李累主编非常重视给年轻人提供学习和进修的机会，不仅同意由编辑部支付我的进修费用，而且特地向文联党组打报告，批准了我的补习计划。我也不辱使命，在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人员的激烈竞争中，顺利地通过了文化课考试，专业课考试和面试自我感觉也不错，还在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电影制片厂为我们编辑部组织了一批稿件，才坐上火车回到成都等消息。

    我到上海考试期间，婷儿就全托给那家私人幼儿园。为了让婷儿在我离开的20天里得到好一点的照顾，我特地多付了10天的全托费，老板大妇也再三地让我放心。可当我回来接婷儿的时候，婷儿瘦得我都不敢认了，那块崭新的洗脸毛巾也变成了一块脏兮兮的黑抹布。对此我虽有思想准备，但是，当婷儿捡起地上的馒头就连忙往嘴里塞的时候，当婷儿在洗澡盆里露出一根根肋骨的时候，我的心还是忍不住痛得发抖。

    我至今也不知道婷儿在那20天里到底遭了些什么罪，因为我不想去问亏待她的人，也不准备再去上那个私人幼儿园。我只是在从湖北回来之后重新开始的“育儿日记”中匆匆写道：

    ....分别20天后，婷儿在记忆上似乎出现了一个断层，对姥姥舅舅的印象突然淡漠了，原来会背的唐诗几乎都忘了。原来的一些习惯也没了，爱卫生的习惯和饮食上的习惯，好的坏的都没了。性格上也发生了变化，天真活泼减少了，猜疑心、小心眼多了。委琐，易怒，爱哭，渴望爱抚和拥抱。脸也瘦了，被蚊子咬得一脸一身都是疙瘩。我费了很大的劲来矫正她的性情习惯，恢复她的身心健康，最后决定请个小姑娘来帮我照顾她。一个月后，婷儿才复原。当时我很担心这20天的经历对她今后留下不良影响，一直在小心地认真观察。现在（两个月后）看来，这20天的经历没有留下什么不良影响。

    那段时间，我父母每个月省下10块钱支援我一半保姆费，直到婷儿终于上了三幼。

    妈妈的遗憾，错过了和余秋雨的师生缘

    1984年7月，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上海戏剧学院理论专修班录取，而且是4O名幸运儿中的惟一女生。手捧录取通知书，我不禁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考上了专业对口的名牌大学，可以受教于我景仰已久的余秋雨老师当时，余秋雨在专业圈外还并无名气，我对他的好感完全来自于他在戏剧理论专著中表现出的独到眼光和开放心态：忧的是如果我到上海去读书，婷儿怎么办？

    在上海考试期间，我曾专门到上戏附近的幼儿园去问过，像婷儿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在上海上幼儿园的。我也到街道里弄去打听过寄放孩子的价钱，即便是条件很差的人家，连吃带用一个月最少也要交60元钱，也就是说，交完托儿费我的全剖收入就只剩10块钱了，虽然进修费由单位帮我出，但我又要吃饭又要买书，10块钱根本无法生存。

    左右为难之际，又是母亲向我伸出援手，让我把婷儿再次送到湖北。可是这次我却不能接受母亲的好意。因为我弟媳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把婷儿推给母亲，让母亲同时带两个婴幼儿，不是要减我妈的寿命吗？我可不能这样自私！

    如果把孩子寄放在成都，我自己走上海，那也是一种自私的选择。我到上海考试的那20天婷儿在私人幼儿园已经遭了不少罪，不良后果好不容易才消除掉，我可不敢重蹈覆辙。

    就此放弃到上海读书的宝贵机会吗？我还是不甘心。作为最后一种选择，我找到了婷儿的生父，希望能让婷儿在他身边生活两年。可他也有他的难处。眼看走投无路，我便给余秋雨老师写信说明情况，问他能不能允许我在成都读书，到上海考试？没想到，余老师居然说服院领导接受了我的请求。但我越想越觉得用函授方式读上戏实在太划不来了，还不如在成都在职自学电大，还可保留一个脱产到院校进修的机会。

    就这样，我错过了和余秋雨老师的师生缘。半年后余秋雨老师路过成都，想见见我，但不知为什么答应通知我的那位女剧作家没有通知我。两年后，余秋雨老师来信希望我考他的研究生，我自知英语过不了关，只能回信说“谢谢你”。

    说来也奇怪，这种有缘无份的情景竟然也发生在我父亲和余秋雨之间几年后，我万分惊讶地在《文化苦旅》的“后记”中看见我父亲的身影！那时候，余秋雨的大名已经和《文化苦旅》一起响彻神州大地，国内国外都好评如潮。余秋雨在“后记”中写道：“在所有的评论中，我觉得特别严肃而见水平的是鄂西大学学报所设‘《文化苦旅》笔谈’专栏中该校五位中文系教师发表的文章、我很惊讶鄂西大学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散文艺术的思考水平。”余秋雨当然不知道，这组评论的作者就有我父亲严可，鄂西大学学报的这个笔谈就是他发起的，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