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富裕和平等（5）

    有意思的是，最后通牒博弈的结果是相当稳健的，承受住了来自各方的质疑。比如，有人认为，这一结果可能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道德习俗等有关，而来自欧洲、美洲、亚洲许多国家的研究依然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果；也有人认为，可能跟受试对象通常是学生有关，于是有些最后通牒实验则利用了学生以外的对象（比如公司的CEO），实验结果并未受到挑战(CEO表现出的行为比学生的行为更倾向公平分配)；最大的批评来自对利益刺激的质疑，批评者认为分配利益仅100元，回应者拒绝方案损失也不大，如果分配利益是10万元，分给回应者1万元这样的不公平方案回应者还会拒绝么？当然，这样的实验很难做，因为需要的实验经费太高了。但是，实验经济学家还是找到了解决办法。100美元在美国不算稀罕，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却很值钱。于是他们以较小的代价但相当于印度尼西亚一个普通工人三四个月工资收入的利益在印度尼西亚进行最后通牒博弈，结果依然与前面提及的程式化事实并无太大出入。

    传统上，人们大多认为效率和平等之间存在一种交替的关系：如果要追求效率，就需要牺牲部分平等；如果追求平等，则势必伤及效率。但真实世界人类的行为模式中，效率与平等可能并不是这样一个单调的交替关系——不可否认，追求平等有时可能会伤及效率，但是——有时追求平等也可能会促进效率。前面的分析，正是为了表明越是不平等的分配越可能导致拒绝行为的产生，从而可能使得经济生活中诸多有效率的合作因为分配的不平等而不能达成，即不平等有时会通过人们的抗拒行为而伤害效率。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不妨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件价值100元的物品，需要甲乙两人合作才能制造出来。显然，该物品的生产将是有效率的，因为甲乙会获得100元收入，而社会也会增加100元产品价值。但是，如果对这100元的分配方案是不平等的，那么很可能导致甲乙无法达成合作，该物品也并没得到生产。效率受到了损害。因此，有时效率并不是单纯地靠降低公平来换取，因为事后的分配是否平等往往影响着事前的效率水平。如果一个人知道蛋糕做大了，自己得到的只是很小的一个份额（尽管这个份额可能比不做大蛋糕下的平等份额更大），他可能会因为不平等而拒绝参与蛋糕的制作，或者降低制作中的努力水平，甚至可能为避免不平等而展开破坏行为，这一切毫无疑问会影响蛋糕究竟能做到多大。

    在反思效率与平等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将视野拓展到社会层面，因为这样才能使得对效率与平等的讨论富有宏观政策上的含义。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系统性的、广泛的不平等，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社会中群体的行为是从个人行为累积而成，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推测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将产生系统性的、广泛的拒绝，这样的一股股拒绝力量一旦汇集就可能会破坏社会稳定的基础——所谓的“民变”，实际上正是“民怨”累积并爆发的结果。这可能就是政治家关注平等的主要原因。

    不平等会危害社会稳定的思想由来已久。从古希腊的哲学到近代的宗教都将不平等导致的社会阶级分层看作是社会病态的根源，并试图精心设计废除阶级制度的计划。不过更重要的是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无论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曾经上演了一幕幕由于不平等而导致的社会动乱或动荡，包括现在的一些高度不平等国家也在上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