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先后创办了3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SGI、网景(Netscape)和永健（Healtheon）。几乎每一次，他都在公司上市后不久选择退出，把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或者高价出售。所获之回报部分用于享受生活，部分投入到下一个新事业中。

    克拉克用一个比方来解释自己的商业哲学：只要干得高兴愉快，可以像猩猩攀缘藤草一样紧紧抓住每一个项目；但如果干得不再愉快，就去寻找下一株新的藤草。

    在硅谷，不会有人将克拉克视为企业的叛徒、品牌的出卖者。大家都认为，作为创造者，克拉克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阶段性使命。至于他接下来的选择，只要不损害股东利益就可以。

    硅谷文化并非从天而降，它代表了美式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新阶段。除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给予冒险超额回报之外，这里还尊重每个个体的选择，提倡良性的商业竞争。

    但在大洋彼岸，朱新礼却远没有克拉克、朱敏他们的幸运。自从他决定把汇源果汁以25亿美元的高价卖给可口可乐后，舆论的口水就几乎淹没了他。

    他被视为“逃兵”、“懦夫”、“民族品牌的出卖者”，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下，一桩再符合商业逻辑不过的交易在我们这里却被打上了道德的烙印。

    朱新礼为什么不能像朱敏那样从容进退？汇源为什么不能像WebEx一样自己选择命运？

    过去16年，朱新礼从无到有在中国开创了一个产业，打造了一个年销售额20多亿人民币的香港上市公司，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创业家。但创业家非得就是一个企业家吗？

    硅谷最成功的连续创业家之一陈五福就曾说过：“创业家，总想做新的、早期的事情，他敢冒很多的风险。冒险可能会失败，但不冒险，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反过来，当公司变大时，开始追求稳定，不再追求无穷无尽的冒险，这就需要心态上的改变。但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创业家，不习惯改变这一心态。”

    有人问他：你创业这么辛苦，好不容易把企业养大，再送给别人你放心吗？陈反问道：把企业交给别人不一定成功，但让我留下，就一定成功吗？不见得。

    “创业家不是不能变成企业家，关键是，有些创业家不愿意变成企业家。” “把企业交给别人，比我自己继续做，成功的机会更大，这就是分工。而我的价值，就是再去创业。”陈如是说。

    事实上，整个硅谷也只有极少数的创业家能够成为第一流的企业家，比如比尔?盖茨、拉里?埃里森等，包括苹果的乔布斯也曾经因为业绩不佳而被董事会扫地出门，而后再创业，再重返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