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一下子驱散了姓“社”姓“资”的争议造成的阴霾。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国务院把那些年颁发的约束人们经商行为的文件都找了出来，不是废止就是修改，共计有400多份。风气既开，各地群起响应中南海的风气，几乎把所有的禁令都取消了。

    正如其后两会期间刊发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标题所渲染的一样，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新的下海经商热。当年，全国房地产公司增加了10倍，贸易公司增加了100倍。仅北京一地，每个月新开的公司便以2000家的速度递增，以至于半年后，全市库存的工商执照全部用完，只得紧急向天津市调运一万个救急。

    《人民日报》甚至在当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人们不再回避“钱”字，“恭喜发财”成了见面问候的口头禅。

    1992年的下海潮，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官员和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的增多。据国家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有12万人，不辞官却又投身商业的人超过1000万，另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教师、学生和科技人员在经商。他们从人才、资源等各方面大大加强了个体、私营企业的实力，再加上政策不断开放，个体、私营企业迅速成长为能够左右工商界的一股巨大力量。

    而在邓小平南巡的8个月后，1992年10月12日，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贸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