诫道。但《约旦时报》在1986年打趣地评论道：“但是近来的事件表明，中国人不仅醒来了，而且可能得了严重的失眠症。”

    中国改革开放的速度之快确实出乎所有人意料。出生于中国并在中国生活了15年之久的美国学者鲍大可，是一位典型的“中国通”。1988年，鲍大可发表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看法。他认为：中国10年的改革的步子之快是始料不及的，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

    比如老百姓的期望值变得更高，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地区之间也如此，这都给进一步的改革带来了困难。日益严重的官僚**，也是改革滋生的一个大问题。老百姓不能确信，今后的改革是否还会继续给他们带来好处，因此，假若中国政府不处理好来自底层的情绪骚动，整个社会就可能发生动乱。

    鲍大可的观察和预测很准确。事实上，仅仅在一年之后，他所担心的事情就发生了。

    198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政治紧张、经济疲软的年份。通货膨胀、官员**、民工热潮等诸多难题都在这一年加速发酵。因为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持续恶化，让国内一些人开始担心：如野草般疯长的私营经济也会让社会主义中国“变色”！此种担忧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出现了“倒春寒”现象。

    1990年2月22日，北京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有来头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章提到一个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文章直接点破：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文章还厉声质问：推行资本主义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资本主义的改革，说到底，是取消公有制实现私有化，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