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具有预言性的社论：《光明的中国》。

    当年中国头等重要的大事，莫过于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

    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做出了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标志着中国从阶级斗争的歧路又回归到经济建设的康庄大道上。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如此评论：从发挥历史转折点的作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的意义是相同的。而在当年日本《读卖新闻》的一篇文章中，称中国正在进行“第二次长征”。

    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1月10日，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正是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主张：先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美国学者库恩后来评论说：“那是我读过的中国领导人最有实质内容的讲话，其中第五点是政府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很激进。”

    “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作为第二代中国领导人核心的邓小平，在多个场合表明了类似的观点。邓小平的讲话，打破了长期以来平均主义泛滥所造成的效率低下和普通贫穷的状态，激发了国民创造财富的**，给国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也为日后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政策环境。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的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约见了荣毅仁等五位老一辈的工商界代表，进行了一次后来被称为“五老火锅宴”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鼓励他们“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