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夜汐：动乱年代的艰难成长（10）

    但这种呼应显然是无意识的，并充满了政治色彩。围绕着引进设备的问题，当时的“四人帮”极力阻挠，相继搞出了莫须有的“蜗牛事件”、“更新轮事件”、“风庆轮事件”等。

    1975年12月，“四人帮”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等人再次被打倒。国家在乍现一丝曙光后，又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日本的评论家山川晓夫从一些经济数据对比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从1966年开始到1978年，人民生活水平一点也没有改善。”此时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1/20，是美国的1/30。1978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只相当于日本整整100年以前的水准。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于1973年不幸早逝的“功夫之王”李小龙，曾经写过一篇《我是谁》的文章：

    “我是人群中的巨人，俯视苍生的豪杰，还是封闭自惑的庸碌之辈？我是功成名就、信心十足的绅士，一呼百应的天生领袖，还是在陌生人前小心翼翼、动辄心惊的弱者？在强装的笑颜后面，是一颗瑟瑟发抖的心，如同在漆黑森林里迷路的小小少年……”

    当时，无论是这个国家，还是刘家兄弟这样的年轻人，都好似于“在漆黑森林里迷路的小小少年”——他们在苦苦寻觅和探索一条活路。

    命运发生转折性改变

    生活的磨练

    “并不是每一种灾难都是祸，早临的逆境往往是福。”西方哲人夏普曾如此劝勉世人。这一点也在刘家四兄弟身上得到了强有力的应证。

    1964年，没有如愿以偿考上北大的刘永言，最终被分配到成都电机厂工作。他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反而更加好学上进。进厂后不久，他不但学会了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