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援引卢梭的权威作为理由，在权威的语言引用中，人们丧失了自己思维的主动性，而沦为了权威语言的奴隶，失去了思想和语言的自由。雨果长叹：‘从人嘴这个火山口发射出来的一切熔岩，最为凶猛地吞食掉人类的一切幸福。’在雅各宾派统治期间，民众一次又一次冲进国民会议大厦，大量焚毁书籍，一位前主教实在心疼这些文化精品毁于一炬，询问议会爱国者有什么权力烧毁这些从邻居家里抄检来的东西？而雅各宾党人平静地回答：‘烧就烧了，我们还有被伟大的共和主义者所写的书籍，比如卢梭。’”

    “就这样，通过种种措施，原本自由的人，成为了暴政之下被饲养和调教的家畜。当时巴黎的报纸得意洋洋地说道：“人，仅仅是政府塑造的模样。在一个民主政体下，在一种如此纯洁的空气里，在一个如此美好的政府下，母亲毫无生产痛苦就生下了她的孩子。’”郑宇继续说道，“在这种高度道德化，语言程式化的背景下，政治规则已经完全演变成了摩尼教一般的黑与白：光明与黑暗不能并存，正义与邪恶不能兼容。政治斗争在教赎热情中转化为残酷的宗教斗争，道德理想流露出嗜血的疯狂。马拉就是其中最极端的代表之一，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安排人每天上台高喊：‘必须消灭阴谋家！’，他认为，‘真理、正义、贫穷、道德是在我们这一边的。有了这些武器，雅各宾派不久就可以这样说：我们一到，他们就不存在了。’他就是利用这种语言的暴力，不断地煽动民众的狂热，并且实际毁灭了法国的人权宣言，把国家拖入彻底的暴政。不堪忍受的共和派少女夏洛特科黛刺杀了马拉，并且在法庭慷慨陈词，‘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而马拉的支持者则把她污蔑为保皇派，把马拉的心脏挂在雅各宾俱乐部，成为圣物‘美德的象征’，雅各宾派利用马拉遇刺激发的报复心理，进一步加强了暴政统治，罗伯斯庇尔走上了最高的独裁位置。他的道德逻辑很简单，把社会的全体成员划分为人民与反人民的两极，然后再把人民一分为二，即所谓邪恶的公民和有正义信仰的公民，然后对于所谓有正义信仰的人，他又根据不同的政见继续划分，每一次划分，就打倒甚至消灭其中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