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那么一跤？四十岁再被小科长处长指东划西，我脸往哪里放，还活个屁！不说别的，老婆那里就没法交待。”我说：“说起来你也没有选择，我也没有选择，苏主任他也没选择，每个人扮演什么角色，早就被预设好了。”他连声说：“那不是，那可不是！大为你没活到四十岁，活到四十岁你就知道了，回过头看，你二十年前刚进那张大门的时候就被预设好了，还想按自己的心思去做点什么？”又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屁股下面没张椅子，把头夹在胯里做人，那滋味你去品味品味吧。”江主任到电信局给厅里打电话去了，我靠在床上想，果然每个人还有没进入角色之前就被一种神秘力量预设好了，不论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他入了围以后都只能是被预设的样子。他只能在既定的舞台上按既定的程式表演。他不能对抗，因为他对抗的并不是哪一个人。不论是谁，都必须按照预设的程序进入既定的轨道，神秘的力量从来就不怕谁聪明谁倔犟，孙悟空还不聪明不倔犟吗？他跳出如来佛的手心没有？于是每个人都依据着适生的原则，服从了这样一种预设，谁也别吹自己是什么特殊人物，除非他真的活够了。
不知道厅里和县里是怎么谈的，但抽查点还是定在了五华乡。我在招待所等了两天，江主任不时地去打电话，定下来以后就下乡了。我们一行五人，每天主要就是作粪检，又请了几个老乡在划定的范围内找钉螺，测评钉螺的密度。我心里很不好受，这里的村民实在是太穷了。吡喹胴不算贵，可很多病人就是买不起。这种药对肝脏有损害，可几乎没有服药者按规定同时服用护肝的肝泰乐。我对他们说：“省钱不能省药钱，不服肝泰乐，那是拿命赌啊。”一个老头说：“池医师，你是国家的人，你知道我们的苦？我们吧杀虫的药是没办法才买的，还吃得起护肝的药？我慢血都好几年了，好了又发作了，我不是家在这里，我就流浪去了。”旁边一个中年人说：“从前都是政府给治，这几年要自己掏钱了。血吸虫又不是我们养的，是湖里上来的，这个湖是政府的。”老头说：“政府又没叫你得病，病是你自己得的。”我说：“你们写信到上面反映反映，写到北京。”他们纷纷说：“不会写，写了也没有用。”中年人说：“你是政府，跟你说是一样的。”看着那些患者四肢发软，头昏无力，又吃不下饭，我也只能叹一口气。
调查了一个星期，江主任家里来电话，说他女儿病了，就匆匆回去了。他一走苏主任说：“想不想跟我到长港乡去看看？”就跟他去了。长港乡被芦苇荡包围着，现在是枯水季节，芦苇也已经收了，地里钉螺随处可见，我走着脚跟都发软。碰见一个大肚子病人，带着他十三四岁的女儿从湖里回来。我说：“你恐怕有血吸虫病，应该去检查一下。”他苦笑说：“还检查什么，都十多年了。她也有，我也没办法，哪里有那么多钱看病？县里几年发一次药，不管用的。”又说：“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有十来个，他们都出去打工了。老百姓就是条牛命，大肚子就不干活，谁给饭吃？嘿！”说着去了。苏主任说：“这样的人不少，省里要考虑实际情况，多拨点钱才好。”我说：“多拨多少也没有多少落到他们身上。”他说：“是倒也是，总有这样那样非用钱不可的事。你回去跟厅里反映一下，你都看到了。”我说：“有人喝茅台我也看到了。”苏主任叹口气，把头垂下去摇一摇。我说：“你们写封信给上面汇报一下。”他说：“你就是上面，跟你汇报了。”我说：“还有北京。”他又叹口气，垂下头摇一摇说：“那我就犯错误了，犯了错误我以后怎么办？现在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数字就是他们的命。上面的人往下看，看人也看不清，就看数字。你要改他的数字，就是要他的命。你要他的命不一定要得了，他要你的命那是吹口气的事情，不整你把你晾着总可以吧。”我说：“所以人人都懂得明哲保身。”他不愿在这里过夜，连夜搭车回去了。几天后江主任回来了，我把去长港乡的情况对他说了，他说：“那里我去过，傍着大湖，年年涨大水，能好吗？人靠芦苇荡吃饭，也被芦苇荡害了。”我建议在那里设一个观察点，他说：“看厅里的意思。”厅里的意思我知道，他也知道，就是没有意思。
在华源县呆了十多天，搞完了调查，结论是发病率为百分之三点六二。但是据我的估计，苏主任说的百分之六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数字。我说：“如果是要这个数字，其实我们不下来也可以，辛苦了这么久，又花这么多钱。”江主任说：“部里布置的工作总要完成的。”我说：“这里老百姓太穷了。”他说：“天下这么多事，纷纷多如牛毛，上帝也只能管一条腿，何况我们也不是上帝。我们搞调查就是搞调查。”他这么一说，我安心了点，说：“有办法的人就是有办法，办法送到他跟前来，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碰得头碰血流还是没办法。”离开的那天卫局长又设宴为我们送行，我吃了一碗饭，推说头疼，就回招待所了。我把那两条烟交给服务员，说自己不抽烟的，浪费了，请她转交苏主任。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么一点点。这是我对世界的所有意义，也是我的角色被预设好了之后，上帝留给我的全部的选择空间。这就是我。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我感到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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