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帝比？“曹又问：“陛下看我与萧何，谁能干？”惠帝说：“似乎你不如他。”曹参说：“陛下之言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现在你只需垂拱而治，我等恪守本职，不就结了吗？”曹参为相3年，国家清静，万民颂扬。

    说曹参耽于酒食，不理政务，无疑是小看了千古名臣。那么，说张释之巧言令色，欺上瞒下，当然也低估了他的骨气——张释之便是因几次当面顶撞皇帝和皇太子成名的。他们之所以如此“不近情理”地行事，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俩深刻地认识到了大汉帝国的立国基础。

    汉承秦制，少有变更。而秦王朝首次统一中国，有现实上的深刻原因却非经济上的必然要求。当时全国各地的经济没有太多的交往要求，生产与交换大部分局限于较少的地域内，也无任何具体统计数字供国家宏观决策。在此情形下，一个王朝只能以政治与文化理想号召天下，而不能采取较具体的政策或措施。如果有人拿出数学家或统计学家的劲头颁布具体措施要求各地推广，由于统计基础薄弱及各地情形不一，各地官员自会依照自己的想法将令旨任意删削，同时汇报大功告成，因旨意不合实情而认真贯彻造成的疏漏在所难免，如果再碰上一些狼心狗肺者，借机大肆中饱私囊也会发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曹参不改前法，清静无为，以免多事，不失为一种好法子。至于张释之，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认为一国初兴时，必定质胜于文；而文胜于质之际，如天下官员皆是能言善辩、善察上意之辈，则定是国家衰败的开始。因此他一定喜欢质实的官员，宁可他百事不通，至少有不生事的好处。汉初自刘邦至景帝，信奉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百姓安居，国家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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