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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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一看,来者原来是临时中央五常委之一的张太雷。周恩来欲站起欢迎,却因病体虚弱无法站起来。张太雷紧走几步握住周恩来的手,惊叫道:“这么烫!恩来,你病得不轻呀!瞧,脸色这样黄,胡子这么长,你得赶快离开部队去看病。”周恩来摆摆手说:“我不要紧。太雷,中央有什么新的决定吗?”张太雷的脸色一下严肃起来了:“是的,中央有了重大的决定。8月7日,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中央委员罗迈、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委员李震瀛、陆沾、毛泽东,中央秘书*,共青团代表陆定一等人参加了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常委,由瞿秋白负总责任。会议决定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举行农民秋收暴动。在这次八七会议上,陈独秀正式被罢免了总书记的职务。”

    第二回周恩来病倒南征路  张太雷捐躯广州城

    周恩来过去在广州时和毛泽东接触比较多。中山舰事件后,他和毛泽东多次找陈独秀谈,要组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反击右派的进攻。毛泽东还在广州举办农*动讲习所,培养农民武装骨干。现在周恩来听说毛泽东参加了八七会议,便急切地问:“润之在会议上说些什么?”张太雷说:“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周恩来听了,击节赞赏:“好一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讲得好,深刻。”张太雷点点头说:“是这样。中央命令南昌起义军取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改组为工农革命军;国焘、立三、平山立即离开部队,由恩来总负其责。中央的决定传达完了。你们要立即执行。我得赶紧去广州,组织广州暴动。毛泽东已去江西、湖南组织秋收暴动去了。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兴起,让我们举起双手欢迎她吧。”

    张太雷等人走后,周恩来于此年,也就是1927年10月2日率队正欲行动,不料粤军大举杀来。陈济棠率粤军第4军等部抢先占领潮汕屏障揭阳、汤坑一带有利阵地,黄绍竑率粤军第7军从背后杀来,黄埔系中央军钱大钧部则在梅县以东之松口镇布防。周恩来率部死战潮汕,终因兵力悬殊失败,急忙撤往流沙,兵员损失很大。这时陈济棠的队伍第11师赶来,将部队冲散,周恩来身边只有聂荣臻、叶挺、郭沫若等几百人了。夜色浓黑,枪声不断,周围情况不明。怎么办?周恩来发着高烧,把带枪的指战员共一百多人分成十个小队,陆续出发突围,但出发了的小队一没入黑暗中,便再也没有消息,大家不禁踌躇起来。周恩来很着急,劝说大家:“我们得走啊,不冒险是只好坐以待毙的呀!”

    部队一队队走了,周恩来身边只剩下叶挺、聂荣臻等几个人了。这时,陈济棠的粤军11师“丢他妈,丢他妈”地骂着搜索过来。叶挺抽出小手枪,准备和敌人拼命。周恩来发着高烧,昏迷不醒,不时喊着:“前进……冲啊!”正在这危急时刻,从旁边的树林里跑来一个壮汉,二话不说,背起周恩来就往村里跑。叶挺、聂荣臻也无暇细问,提着手枪在后面掩护着一起向村里跑去。壮汉一直把周恩来背到自己家里,才气喘吁吁地告诉聂荣臻、叶挺:“我叫杨石魂,是这里党组织的负责人,大革命时听过周主任的报告,所以认得你们。”这时周恩来在高烧昏迷中又喊起来:“冲啊!冲啊!”聂荣臻发愁地说:“周主任病成这样,怎么办呢?”杨石魂安慰他们说:“不要紧,你们先在我家休息,晚上我弄一条小船来把你们送到香港去。”

    这时,粤军的一个排“丢他妈,丢他妈”地骂着,进村砸门打户地搜索过来。聂荣臻他们把周恩来藏到阁楼上的柜子里。三人正担心的时候,粤军排长喊了一声“集合啦”,只听见外面士兵跑步集合。排长喊了一声“开步走”,队伍便开拔了。三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聂荣臻对杨石魂说:“这里太危险了,得迅速转移。”杨石魂一拍胸脯:“到晚上吧,包在我身上。”

    第二回周恩来病倒南征路  张太雷捐躯广州城

    天好不容易才黑下来。杨石魂找了副担架,三个人轮流抬着周恩来转移到陆丰的甲子港。杨石魂找了条小船,这船实在太小,三个人把周恩来抬进船舱躺下后,舱里再没有立足的地方了,杨石魂、叶挺、聂荣臻便都在舱面上蹲着。聂荣臻是四川江津县人,不惯乘海船。这时海上又起了风浪,小船在风浪里如一片小树叶在晃动着。聂荣臻怕自己掉到海里,干脆解下腰上的皮带,把自己的身体拴到桅杆上。经过两天一夜的漂行,好不容易才到达香港。杨石魂和在港的广东省委取得了联系,把周恩来背到九龙的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房子住下。广东省委请来医生护士为他诊治,半个多月后,周恩来的身体才逐渐好起来。十一月上旬,周恩来到达上海。这时,广东省委正在香港筹划发动广州起义,大家请周恩来予以指导。中央决定,在广州成立广州起义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任委员长,叶剑英、聂荣臻、叶挺、陈赓参加领导,由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发动。起义部队、原国民革命军第4军之教导团、警卫团和工人赤卫队在二叶指挥下,消灭了市区的大部分敌人,占领了市公安局、国民党省政府等重要机关,成立了以苏兆征为主席的广州苏维埃政权。这时白军李福林所部向广州大举进攻。在兵力装备占优势的白军进攻面前,叶剑英力主放弃广州,向陆丰转移,但他的正确意见终被否定。广州起义部队在广州观音山布防,抵抗李福林部队的进攻。总指挥部副官陈赓奉叶剑英命令到观音山督战,击溃敌军。但未几敌军大至,起义部队奉令仓促撤退,工人赤卫队牺牲者达数千人。广州起义失败,张太雷亦于战斗中牺牲。撤出广州的起义部队奉令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转移到海陆丰。

    起义失败后,李立三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香港,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事宜。他把广州起义说得一无是处,错误地处分了参加领导起义的叶挺等人。叶挺因受了冤枉,一气之下出国了,以致脱党。1928年3月,中央再派周恩来去香港,纠正李立三处理广州起义善后事宜的“左”的错误。周恩来到香港后,召开会议,否定了李立三对广州起义的指责,妥善地安置了起义领导干部,派叶剑英去莫斯科学习。忙完这些事后,周恩来又和邓颖超去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国后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指导红军运动。

    周恩来从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中已看出,举行城市暴动这样的单纯的军事斗争方法是不能使革命胜利的,必须找出一种新的斗争办法。这办法是什么呢?周恩来苦苦地思索着。

    第二回周恩来病倒南征路  张太雷捐躯广州城

    毛泽东、朱德、陈毅也在探索着这条道路。

    且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结束后准备返回湖南,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暴动。临行前,总书记瞿秋白让人买来武汉城里老通城豆皮馆的豆皮、水酒和糯米肉丁豆皮馅饼,在一间秘密的阁楼里为他饯行。席间,瞿秋白又提起毛泽东不愿当政治局委员的事来:“润之兄,你要留在中央,主管党的宣传工作,那该多好啊!”毛泽东摇摇头说:“我不去上海,鄙人要投笔从戎,抓枪杆子,当共产党的山大王。”瞿秋白无奈地笑笑说:“润之兄,我是说服不了你。好,祝你们暴动成功,夺取长沙。告诉你个好消息,南昌暴动的部队正向广东进军,我已向恩来写了信,要他们从南昌暴动部队中拨两个团参加秋收暴动。”毛泽东兴奋地举起酒杯说:“秋白兄,我是不会喝酒的,但为了这个好消息,我要和你干一杯。干!”瞿秋白往上抬抬滑下来的眼镜,信任地说:“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拿下长沙,干!”

    喝完瞿秋白为他准备的饯行酒,毛泽东立即同夫人杨开慧携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返回湖南长沙,在长沙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改组了湖南省委。他拒绝当省委书记,提议通过彭公达当省委书记。接着,毛泽东向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举行秋收暴动的指示:“现在看来,要革命就得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分给农民。因此,起义发动时我们的动员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把农民发动起来,建立工农革命军。”大家听了,都觉得很好,决定由毛泽东去安源领导秋收暴动,因为计划参加暴动的工农武装都集中在安源一带的安福、萍乡、衡山、醴陵一带。

    但是,中央拨给秋收暴动的南昌起义军两个团却杳无音信。毛泽东焦急地说:“没有正规军的参加,怕是要影响暴动。”正当毛泽东焦急的时候,省委交通员跑来报告:“有两个团,因为没有赶上南昌暴动,现在修水、铜鼓驻屯。”毛泽东听了,大喜过望:“一定要把这两个团拉来。我是中央特派员,有权调动他们。我马上得赶到安源去。”说完,拿起雨伞就走了。

    毛泽东离开会场,回到长沙北门外八角门楼的家,杨开慧已做好饭等着他。这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形势剧变,开慧格外忙,她既要照顾三个孩子和年老的妈妈,又要协助毛泽东工作。“马日事变”后,她又多了个任务,随时注意毛泽东的安全,因此瘦多了。吃饭时,岸英他们又哭又闹,开慧又得忙着照顾他们。毛泽东不禁皱皱眉,像这样怎么能让开慧再跟着自己出去奔跑,何况这次出去是组织秋收暴动,出生入死,开慧还是留在家里好。

    吃过饭后,孩子们都睡了。毛泽东对杨开慧说:“霞,我们又得分开一段时期了。我这两天就得出去组织暴动了。”杨开慧说:“那我和你一起去吧,你一个人出去我不放心。”毛泽东摇摇手说:“使不得。我这次出去和以往不一样,这是组织军队暴动,是很危险的事。再说你走了,妈妈和岸英他们怎么办?你还是回板仓,住一段日子,外面稳定了,我立刻把你接来。”看杨开慧不做声,毛泽东又补充了一句:“你在家也还可以组织一些活动,同样可以为党工作嘛。”杨开慧想想也是,便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毛泽东送杨开慧回板仓。板仓是杨开慧娘家所在地,离长沙有60多公里。他们到板仓时已夜深人静,毛泽东为了不惊动村里人,先在外面松林里等着。杨开慧进屋后,收拾好住处,才到松林里把毛泽东叫进来。她用布蒙住窗子,点上了灯。毛泽东看了看熟睡的孩子,轻声叮嘱杨开慧:“霞,我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万一我牺牲了,你切莫悲伤,把孩子们教育成人,让他们继承我的遗志。”杨开慧听了,一下扑到毛泽东怀里,轻声啜泣起来。毛泽东抚摸着她的头发,夫妻恩爱之情潮水般涌上他的心头。

    毛泽东和杨开慧是1920年在北京结婚的。杨开慧的父亲原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师杨昌济先生。杨先生曾留学外国,主攻伦理学,治学严谨、善于识人,当时就特别推重毛泽东和蔡和森这两个学生,认为他俩定会成为改造中国的栋梁之材,经常请他俩到家里小聚,纵论天下大事。杨开慧也经常参加他们的谈话,得以熟识毛蔡二人。毛蔡二人中,毛泽东身材高大,面目俊秀,说话风趣,性格倔犟,杨开慧格外喜欢。毛泽东也喜欢杨开慧面容秀丽,为人谦和。二人逐渐产生感情。五四运动前夕,杨昌济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担任伦理学教授,举家北迁。毛泽东与杨开慧书信往来,感情愈笃。杨昌济极力支持这件好事,1920年病逝前,让毛泽东和杨开慧行了结婚大礼,了却了一桩心愿。

    自结婚以来,毛泽东和杨开慧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其间也有过短时的分离,但很快又聚到一起。但这次却不同了,毛泽东深知兵凶战危的道理,再说依目前的敌我力量对比看,以后的斗争必然是异常曲折、复杂、激烈。此一走,还能否和杨开慧再见上面,实在是一件很难预料的事,毛泽东一想至此,心里非常难过,只有强忍悲痛安慰杨开慧:“霞,你肩上的担子也很重,要保重身体。”

    二人面临生离死别,有说不尽的情话。眼看鸡叫三遍了,毛泽东拿起雨伞说:“霞,我得走了。”杨开慧开门先看看外面,见无异常动静,才招呼毛泽东出了屋。杨开慧把毛泽东送到杨家下屋的后山,毛泽东止住她:“霞,你回去吧。”杨开慧止住步,眼看着毛泽东进了松林,看不见了,才回到屋里来。二人万没想到,此一别却成永诀。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三回何长工秋收做军旗  毛泽东连队建支部

    话说毛泽东在板仓告别了杨开慧,便直趋江西安源。安源是江西著名的煤都,安源矿工组成的暴动部队和其他暴动武装都集结在这一带。毛泽东穿着蓝色大褂,手提红油纸雨伞,一个人匆匆忙忙往安源走去。路上虽然不时有警察和军队开过,但谁也没有注意他。

    毛泽东赶到安源后,立即召集各暴动部队负责人开会,宣布了中央举行秋收暴动的决定。会议作出决议,成立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作为指挥秋收暴动的领导指挥机构。

    在安源,毛泽东对准备参加暴动的部队,特别是那两个未赶上南昌暴动的正规军团队的情况有了详细的了解。这两个团的番号分别是国民革命军张发奎之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警卫团和贺龙之二十军独立团。警卫团是以叶挺独立团的一个营为基础组建的,编有三个营和一个连,团长是*党员、黄埔军校二期生卢德铭。卢德铭当时奉调去参加南昌暴动,但他不想离开这个团,去武汉向中央请示方略,让他在军校时的同期同学,原叶挺独立团调拨过来的那一营人马的营长余洒度代理团长职务。独立团是由浏阳农民义勇军和平江农民义勇军合编而成的,由黄埔二期生苏先骏担任团长。这两个团因为没有赶上南昌暴动,这时警卫团驻屯修水,独立团驻屯铜鼓。

    特别令毛泽东鼓舞的是,警卫团排以上干部中,三分之一是*党员;独立团的指战员中,有不少人是他在广州创办的农*动讲习所的学生。

    卢德铭这时从武汉归来,带来了*中央的命令。中央命令警卫团、独立团两个团参加秋收暴动,由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毛泽东听了大喜,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把参加秋收暴动的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警卫团编为第一团,安源矿工武装和醴陵农民武装合编为第二团,独立团编为第三团。毛泽东任命卢德铭为总指挥,余洒度为师长,一团团长钟文璋、二团团长王兴亚、三团团长苏先骏。前委会议决定暴动日期为1927年9月9日,行动计划是以第二团在安源举行暴动,夺取矿警武装;第一团由修水向平江进攻,夺取平江;第三团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夺取浏阳。三个团得手后,向长沙逼近,夺取长沙。

    行动计划订好了,但工农革命军还得有一面军旗,卢德铭总指挥便命令一团参谋何长工设计。何长工是留学生,会讲法语、俄语。警卫团由于是正规部队中的精兵,官佐文化水平较高,有许多是军校生和大学生,如罗荣桓是中山大学学生,何挺颖是上海大学学生,伍中豪和宛希先是黄埔军校学生,张子清是湖南讲武学堂学生。更可喜的是这些人都是*党员。何长工接受命令后,把这些共产党员大学生找来,大家商议了一下,便由何长工设计,在一面长方形的红巾上缝上黄色的五角星和镰刀斧头交叉的图样,在红布的前端有一溜白布,用墨笔写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第一面军旗诞生了。毛泽东看着军旗,想象着暴动开始后的革命大发动的红火局面,想象着打下长沙后的胜利景象,随后拿起雨伞,向驻铜鼓的第三团走去。他决定在第三团指挥整个秋收暴动。

    第三回何长工秋收做军旗  毛泽东连队建支部

    毛泽东从安源出发,取道浏阳前往三团驻屯的铜鼓。走了一上午,到浏阳张家坊时,他肚子饿了,便踱进张家坊的一家饭铺里吃饭。突然几个挨户团的团丁走了进来。近来共产党要暴动的消息传遍了浏阳、萍乡一带,挨户团奉令严查过路行人。团丁们用枪指着毛泽东问:“干么子的?”毛泽东掏出路条说:“老总,我是安源煤矿账房的。”那几个团丁一看路条说:“原来是煤矿采办张先生,快吃完了走路,*最近要在这一带暴动。”说着就要离开,不巧一个横斜眼、腰别盒子枪的家伙进来问道:“么子事?”那几个团丁说:“他是安源煤矿采办张先生,我们查过了没错,让他快走。”那家伙一听是安源的,顿生疑心,把手一摆说:“不行,把他带到团防局问问。”那几个团丁连声答应说:“是!队长。”用枪逼着毛泽东跟他们走。

    小队长带着几个团丁在前面走,两个团丁押着毛泽东在后面跟着,毛泽东心里直发紧,他知道押到团防局是凶多吉少。急中生智,他看这几个团丁好对付,枪毙了自己,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倒是那个小队长不好对付,便装作脚痛,一跛一跛地故意落在后面。等到离队长远些了,毛泽东掏出几十块钱给两个团丁说:“两位老总拿去买碗酒喝吧,煤矿上正等着我这笔货,你们就把我放了吧。”两位团丁见钱,喜笑颜开,向毛泽东使个眼色。毛泽东正要跑开,谁料走在前面的队长转过头大声呵斥:“快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