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看来，这首词的基调，它的主导方面，无疑是积极的。“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这些话，充分表明作者的生活态度和行动方向。历史证明，作者的一生是忠实于这一誓言的。他为下层*女填写过许多词篇，达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相当普及的程度（见叶梦得《避暑录话》），并且获得了“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的社会效果（见胡寅《酒边词序》）。一个古代白衣词人的作品，其流传程度如此广泛，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封建统治阶级把他长期摈斥于官场之外，甚至毁灭了他的政治前途，但另外一方面，这又恰恰成全了他。正由于他长期仆仆风尘，奔波于下层人民之中，才使他成为北宋独具特色的词人，成为中国词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和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词家。他死后，曾得到下层人民，特别是*女们的同情和尊重，从传说中的“吊柳七”等活动中，可以看出，他的确获得了“白衣卿相”这样重要的历史地位。

    过去，有人指出这首词含有“自我解嘲”的意味，同时还指出这首词反映了封建时代文人失意时的“颓废思想和堕落生活”。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今天也必须予以指出。但同时也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当作者落第失意之后，便在“烟花巷陌”之中去“寻访”“意中人”。这“意中人”，其实就是作者的知己，亦即“同是天涯沦落人”。这样的思想情绪既表现出作者身世漂零之感，同时又反映出他对*女们的同情。这不仅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而且还带有消极反抗的情绪。就“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等词句来看，作者的态度显然是消极的、颓废的，但也要看到，其中含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在封建社会里，一个人敢于如此直截表明自己的‘’堕落”，这对封建“礼法”来说，难道不是有“叛逆”之嫌吗？那些道貌岸然的上层统治阶级，他们在玩弄女性方面不知要卑劣到何等程度，而表面上却故作“风雅”、“庄重”。柳永此词与之相比，真不知要纯洁和高尚几多倍了。作者鄙弃“浮名”，却公然去填写被统治阶级轻视的“艳曲”，留下了广泛传唱的词篇，这反而是他对历史的贡献了。

    这首词的构思、层次、结构和语言均与柳永其他作品有所不同。全篇直说，绝少用典，不仅与民间曲子词极为接近，而且还保留了当时的某些口语方言，如“如何向”、“争不”、“且恁”等。全词写得自然流畅，平白如话，读来琅琅上口。不独在柳词中，即使在北宋词中，这一类作品也是少见的。这种“明白而家常”，“到口即消”的语言，正是词中之本色，是经过提炼而后取得的艺术效果。指斥柳永词过分俚俗浅直，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了。柳永这首词，伴随着一个有名的故事。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载：宋仁宗一次“临轩放榜”，看到柳三变(柳永原名)的名字，想起他《鹤冲天》词中“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句子，就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把他黜落了。于是，他只好半是解嘲、半是哀怨地自称“奉旨填词”，继续过着留连坊曲的生活。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我们很难揣测；但是柳永这首词有着触犯封建规范的浪子思想，却是实在的。

    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大概是初到汴京不久的时候吧。一个出生于仕宦家庭，从小就饱读诗书、肄习举业的年青士子，本来以为一到京华，就“定然魁甲登高第”(《长寿乐》)，取功名如拾芥的，想不到初战就遭到铩羽，落第了，那心情的不好受，自然是不在话下。然而他是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仕途受困的打击，在他的身上产生了反拨力，使他的思想一下子摆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一一敝屣功名，留连坊曲，在花柳丛中寻找生活的方向。一曲《鹤冲天》，便是他这种内心历程的忠实记录。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开头便说出了落第的事实。“失龙头望”而冠以一个“偶”字，表明作者对自己的才能并没有失去信心；和下句的“暂”字互相呼应，说明这次下第只不过是偶然的、暂时的，非战之罪，实受种种客观原因制约而已。然而落第毕竟又是眼前的现实，今后一段时间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是不得不考虑的。接下去的两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明代暂遗贤”，说得何等委婉!表面上，既没有唐突了时代(其代表人物就是当代的“圣君贤相”)，也没有贬抑了自己；但骨子里其实是包含着讽刺，蕴藏着怨望的。既然是政治清明的时代，就应该“野无遗贤”才对呀!这句话的重点，是把自己说成为一个有才能的“贤”者，被有眼无珠的当道者所“遗”弃了。“如何向?”既然他们不要我，我应该怎么办?问题提得相当尖锐。

    接下去是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