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初夏的深夜，没有风，静悄悄的，好像所有的生物都睡着了，连狗都不叫一声。

    只有那寻春的猫儿，有时发出几声和它那柔媚的身姿极不相称的嗥叫，让人感到夜更深了。

    满洲省委新任工会负责人谢万春的老伴儿谢大嫂坐个木板凳，脸儿紧贴在外屋地的房门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刚一合上眼睛，就又看见一九三二年松花江发大水的情景：大水冲开了离她家只有半里地的堤坝，浊黄色的巨浪翻滚着，吼叫着向他们那条破烂的街道涌来。她背着只有四岁的小女儿，从小破房里冲出来，在街道上狂奔。天下着瓢泼的大雨，狂风加紧了雨势，满街都是像她一样狂奔的老人、妇女和小孩。他们一边跑一边张大嘴用尽全身力气呼喊着——妇女喊着孩子，孩子喊着妈妈，没有什么喊的也直着嗓子在叫唤，是叫天？还是呼地？谁也听不清楚。

    当动物的生命突然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大概都会发出这种本能的绝望的呼号。

    喊声、风声、雨声，夹杂着从人群后面追逐而来的洪水声，真让人感到那黑沉沉的天就要塌下来，人类要毁灭了，世界到了尽头。

    谢大嫂拼命地跑着，跑着，明明知道跑不出去也要跑。后面的浪头打过来，她在浊水里挣扎着。一块木板冲过来，直撞在她的腰上，木板把她撞倒了，但她又飞快地抓住了木板，她就着水势趴在木板上。木板在浊水里一起一伏，木板边上隆起一个用旧铁皮包着的玩意儿，有半尺长，两头低，中间鼓鼓着，鼓鼓的地方还有个窟窿。谢大嫂一把就抓住了这个玩意儿，她抓得牢牢的。手握在窟窿里不大不小，正可手。她真像抓住一个救生圈一样，把全身力量都集中在这只手上，只要不松手，她和她的小女儿就能得救。水一过去，她又可以回到她那小房子里，和她那出门在外的老头子……她刚想到这里，忽然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感觉从她的手上传过来，她就像触电一样忙向那旧铁皮包的玩意儿望去。天哪！这不是自己家里的门把手吗！

    她又飞快地瞥了一眼身下的木板，呀！正是自己家外屋地的房门，天哪！莫不是它成了气候，成了精灵，撵过来，搭救自己……不，不是，她忽然绝望地意识到：自己家那遮风挡雨，赖以生存的小房完了！

    谢大嫂一下惊醒过来了。她的脸在门板上贴得冰凉，她的手正抓在那旧铁皮包的门把手上。她把手从门把手上拿下来，拽了拽披在身上快要滑下去的薄棉袄，又抓住了门把手，门把手上的铁皮还热热乎乎的，她也感到一阵温暖。从那次大水以后，她就和这块门板，这个门把手，结下了患难与共的生死之缘。大水把她的小房冲倒了，所有的东西都冲没了，只有这块载着她和小女儿死里逃生的门板，还和她在一块儿。当她们随着一批难民，在南岗下坎搭起现在这片避难房的时候，这块门板就又为她家看宅守户了。

    谢大嫂挺了挺腰板，又歪着头向里屋看了看。里屋门关着，一线幽暗的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稳约地可以听见男人的话语声。谢大嫂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暗自嘱咐自己：可不能再粗心大意地睡过去了！

    里屋她的老伴儿谢万春正在讲话，声音不高，听不清楚说什么。但是只要听着这声音，她就觉得心里踏实，有了主心骨，好像天要塌下来，有这个老头子在身边也压不着自己，他的肩膀能抗得住啊！

    mpanel（1）；谢大嫂名叫迟素芬，她和谢万春同是喝呼伦池水长大的。两家的小草房脊连脊的盖在池边小镇旁；两家的大人手连手地扯着一条渔网讨生活；两家的儿女从会跑就在一块儿抓鱼摸虾，而他俩也就在风吹浪打中一齐长大了，并且长得那么般配，那么和谐。如果真要想在世界上找到“天生一对”的伴侣的话，那么除了他俩还有谁呢？

    两家的父母早就有意结亲，两家的邻居也都极力玉成。只要年龄一到，这对小情人就可以在茅屋下拜天地了。但在那年月穷人总是和厄运结缘，有几家穷人手里能拿着称心如意的算盘，任自己扒拉呢哪时沙俄帝国正把侵略的血手伸进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修筑一条血路——中东铁路。说它是血路，就是因为它是用中国劳动人民的鲜血铺成的。翻开俄国人修筑中东铁路的纪念大画册看看，屠杀中国人的血淋淋的画面竟成了沙俄帝国侵略胜利的标记：在枯树枝上高悬着中国劳动人民的头颅；在草地上横陈着中国人民的无头尸体。有一幅照片，竟照下了刽子手挥刀砍人那惨不忍睹的一刹那：大刀砍下去，人头刚刚离开颈项，血还往下流……俄国人把当时最高超的摄影技术用来记录屠杀中国人民。

    在那些无辜被害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当中就有谢大嫂——迟素芬的生父。那条血路的路基占了他家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她父亲和同乡们红着眼睛起来拼命。一阵排枪扫过来，她父亲倒在俄国人的枪口下，素芬不顾死活地扑上去，两个俄国“骚达子”——大兵抓住了她。兽性发作的老毛子，把十七岁的姑娘拖进高粱地，正在危急万分的时候，谢万春手持砍刀闯来了。一阵砍杀，两颗黄头发的脑袋滚进了垄沟里，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被中国人杀个痛快！如果谢万春也有照相机，这倒真应该记录下来，贴到中国人民反侵略纪念画册上去。但是谢万春非但不能照这样的相，还受到了危险的追捕。他只好拜别了父母，和迟素芬双双逃出了家门。茫茫大地，湛湛青天，他们逃向哪里？

    这时哈尔滨已经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大批农民涌入当时还叫傅家甸的道外区。历尽千辛万苦死里逃生的万春和素芬，也随着成帮的农民来到了哈尔滨。那时哈尔滨到处盖楼房，修马路，横跨松花江的大铁桥动工了，停泊火轮船的道外码头也破土了，只要是肯卖力气，不愁没活于。刚满二十岁的谢万春长得虎背熊腰，粗眉大眼，经年在太阳暴晒下的皮肤像涂上了一层浓重的红色，使他往工夫市上一站，真像座用紫檀木雕成的力士。领工的小把头总是一眼就相中他，头一批就被领走。迟素芬则靠着勤劳的双手，给人家洗衣服和缝缝补补。两个人口挪肚攒，积下了几个钱，就在道外靠码头的地方（后来形成了街道，叫道外三道街），盖了两间小房。这对患难的伴侣，从一座小店的男女大炕上，搬进了新居。他们没拜天地就成了夫妻，用新名词讲叫同居，用旧话讲叫合房，不论怎样叫，内容都是一样的。最质朴的形式中饱含着最纯洁的爱情，在旧中国刚刚兴起的新式自由恋爱，却在两个还不懂这名词的青年中发生了。在搬进新居的那天晚上，谢万春特地买了两支红蜡烛，打了两壶酒（他本来连一壶也喝不了，但新婚什么都要成对成双，不能“要单”呀），炒了四个菜，小夫妻点上红烛，穿起仅有的两件新衣，双双面向北方跪下，向家乡父母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坐在新炕席上，在红烛高照下，共进这对他们来说是最豪华的晚餐，共享这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刻。

    婚后，谢万春觉得卖小工做零活终非长久之计，他要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这时有一个叫老巴夺的波兰籍犹太人，在离他小房不远的地方，开设了一座制作烟卷的手工作坊。谢万春经常从这作坊前面路过，天长日久，就被那精明的犹太人老巴夺注意上了。他那切烟丝和制造大白杆纸烟嘴的机器都是手摇的，劳动力越强机器转动得越快，像谢万春这样浑身是劲的棒小伙子，对他那手摇机器来说简直就是一台不用电力的马达。他在寻找机会，要把这台“马达”安到自己那手摇机上，让他像有名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一样为自己出力。

    这愿望在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件中实现了。有一天，老巴夺坐着一辆老毛子赶的大洋马车回作坊，路旁一个顽童正蹲在地上放高升炮。炮身没坐稳，药捻儿刚点着，炮身就向马路方向斜射过去。轰然一响，带着一溜烟火的半截高升炮，不偏不斜地正打在拉车的大洋马那长嘴巴子上。大洋马一声嘶叫，前蹄往起一坚，马尾往高一撅，又猛往前一蹿，四蹄一蹬，发疯般地向前冲去。赶车的老毛子一下子被从前边的高座上掀到后边的车厢里，正砸在被软座弹起来的老巴夺前胸上。还多亏这一砸，不然的话那个老巴夺很可能被甩到马路上去，摔个半死。这时那吓昏了头的老巴夺猛伸双手抱住了高声吼叫的老毛子，就像被惊吓的小猴子抱住老猴子一样，缩头拱背不肯撒手。赶了一辈子马车的老毛子，虽然被摔下高座，手里的缰绳却没放，就像久经沙场的战士临死还紧握着钢枪一样。这老毛子在被老巴夺紧紧搂住难以脱身的情况下，还紧拽缰绳，拼命地喊着，叫着。他那极度惊恐的黄眼睛瞪得和发疯的马眼睛一样大，他的嘴竟也和马嘴一样冒着白沫子。他声嘶力竭地想让马像往常一样听他的喝令，但是兽性大作的洋马再也不肯听他那洋话了。这匹发狂的奔马像离弦的弩箭一样向前冲去，真比那鸣着警号飞驰而来的救火车还有威势。街上的人流像逃避洪水猛兽一般呼叫着、狂奔着向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躲去；有的滚进了污水沟，有的钻进了垃圾箱，有的跳上了窗户台，有的踢翻了杂货摊，小媳妇跑掉了绣花鞋，老太太甩散了疙瘩髻，有一个少女竟扑迸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怀里……

    那狂奔的大马车在拐弯的街角处没有拐弯，竟风驰电掣地向人行道上冲去，直对奔马的人行道上正有一群小孩在抓“瞎糊”。一个小孩的眼睛上绑着老***黑腿带子，张着小手向四处摸着。围着他嬉笑叫喊的小孩一见马车冲过来，都惊叫着四散逃去，只有那个被蒙住双眼的小孩还张着小手向前摸着……他后面是一座正在修建的楼房，脚手架上还站着砌砖的工人，一摞摞青砖摆在离地四五米高的跳板上……呼啸着的马车正对准这小孩和脚手架冲去，再有一瞬间那惨不忍睹的悲剧就要发生了。老巴夺已经闭起双眼，高喊一声“主啊！”等着去见上帝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小伙子像闪电一样猛冲过来，腾身一跃一把抓住马笼头，赶车的老毛子就势用尽全身力气一勒缰绳，大洋马前蹄离地，整个身子竖了起来。小伙子也随着腾空而起，他非但没松手，却又抬起另一只手，牢牢地抱住了马脖子。只见他双腿在空中用力一蹬，马的前蹄落地了，小伙子就势向下一坠，马的前腿向下一弯，就跪在地上了。小伙子迅速地一换手，另一只大手紧接在马头上，马嘴啃着地皮，鼻孔的粗气喷起一股烟尘，马一动不动了……

    满街上那惊魂乍定的人群奔过来了，脚手架上的工人跑下来了。层层的人群向着小伙子欢呼，一个个大拇指向着小伙子伸来。那已经准备去见上帝的老巴夺和赶车的老毛子从车上跳下来，老巴夺伸开双臂，把小伙子紧紧拥抱在怀里，张着嘴就向小伙子那紫檀木一样的脸上啃去，泪珠随着热气扑在小伙子的脸上。赶车的老毛于在一旁不住声地喊着“尚高！合洛勺！”……

    惊恐化为欢乐，灾难变成喜庆。小伙子谢万春成为老巴夺的座上客，又从座上客成为老巴夺卷烟作坊的工人。这个老巴夺既具有一般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本能，又有一般人类感恩不忘的品德。在手摇机面前谢万春是他剥削的对象，是他花钱买来的不用电的“马达”；在生活中又是他的救命恩人，遇着他欢宴嘉宾的时候总把谢万春请去，而且总要讲一通谢万春舍身救人的事迹，用以表示他的感恩不忘。逢年过节——这个老巴夺自己过洋人的节日，但对中国工人，却是按着中国的习惯办——总是用红纸包一个钱包，塞到谢万春的手里，工资也给得很优厚。谢万春也总是来者不拒，你给我就要。他要钱既不是积累财富，也不是供生活享用，他日子过得仍然那样清苦。他把一部分钱寄给家乡的父母和迟素芬的妈妈（随着岁月的流逝，追捕他的势头已经过去了）。另一部分钱都用来帮助那些吃上顿没下顿的穷哥们，在他周围团结起来的穷哥们越来越多了。

    老已夺和谢万春那复杂的东伙关系并没有继续多久。他们的特殊关系是在一件偶然事件中开始的，又在一系列必然事件中改变了。

    老巴夺像许多精明干练的犹太商人一样，是一个很会聚集财富的家伙。他那独具一格的大白杆纸烟很快就风行全哈尔滨市了。所谓大白杆纸烟就是在纸烟的一头，多延伸出半寸长的硬纸嘴，样子就像今天的过滤嘴香烟一样，不同的是延伸出来的那部分是空的。虽然是空的，也就与众不同了，与众不同的商品总是受人欢迎的。

    这样，老巴夺的卷烟事业就飞快地发展起来了。从只雇佣七八个中国工人的小作坊（谢万春就是这时来的），很快就发展成为七八十人的小工厂，产品销路也冲出了哈尔滨市区的范围，从满洲里直至奉天、大连都有人抽老巴夺的大白杆了。

    老巴夺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把工厂搬到比道外整洁的道里中国十二道街。

    他盖起了新厂房，从英国买进了电动的切烟机（装烟还是用人工），工人从七八十人又发展到四五百人。财富使老巴夺变得越来越贪婪，越来越残忍。他数着一万想两万，数着两万想四万，他的工厂本可以用飞快发展来形容了，但他还嫌慢，他恨不得一下就变成一个大型的烟草托拉斯，和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相竞争。他拼命地盖厂房，添机器。道里的厂址他嫌小，又搬到南岗山街＠。

    无限的扩展和几次的折腾，使他的财政收支失去了平衡，他的现金都用没了，连买原料的钱都成问题了。怎么办呢？只有在另一种商品——工人身上打主意了。他想方设法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压低工人的工资，把发放工资的时间从月初延迟到月末。如果说他在开小作坊的时候还能和工人握手的话，这时他手里拿的却是敲骨吸髓的棍棒了。

    物极必反，不平则鸣，工人们起来斗争了。开始是自发的，零星的，此起彼伏的。可是很快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把斗争的旗帜举起来了，使自发的零星的斗争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大规模的斗争。很快就发展成为全体总罢工，老巴夺卷烟厂停产了。

    在这场斗争中谢万春始终和工人弟兄站在一起，冲锋陷阵。开始，老巴夺还想利用他们间的特殊关系争取他、软化他，甚至收买他。但谢万春是生根在工人之中的，是和群众血肉相连的。他不但严词拒绝了老巴夺，还当众揭露了他。谢万春很快就成了群众的领头人。

    当工厂因为罢工而停产以后，老巴夺找到了谢万春，愤恨地说：“当初你救了我的命，现在你又要掐死我，恩仇两顶，我和你从此一刀两断！”

    谢万春说：“当初我不是为了救你一个犹太人，现在我也不打算掐死你这个老已夺，我和你没有个人恩仇。我只是要你不把我们中国工人当成机器！用我们的口号来说：我们要生存的权利！”

    “等着吧，明天我就给你！”

    第二天，工厂大门口贴出了一张开除工人的告示，在一长串人名中第一名就是谢万春。

    但是这张告示等于一张废纸，因为财源枯竭的老巴夺，已经没有力量再使机器转动起来了。他出这张告示只是为了泄愤而已。

    老巴夺犹如一条病鱼，正在他翻腾挣扎的时候，一条大鱼游过来了，大嘴一张，滋溜一声，老巴夺被吞进去了。这条大鱼就是英美烟草公司。

    英美烟草公司是英、美两国资本家合办的烟草托拉斯，总公司设在伦敦，子公司分工厂和销售机关遍布世界各地，中国的分总公司设在上海。青岛、天津等地都有分号。他们对突然崛起的老巴夺烟厂早已注意上了。正当他们对老巴夺那咄咄逼人之势感到威胁的时候，老巴夺忽然在工潮的声浪中停产了。细一打探，原来他钱光脉断，只剩下一个空壳。于是他们就乘虚而入，经过一段紧张的谈判，老巴夺原有的工厂、机器等折价四十万元，英美公司投入现金六十万元，按四六分成。为照顾老巴夺的面子，老巴夺的厂名仍旧保留，但前面要加上英商二字，这样全名就成为“英商老巴夺父子烟草有限公司”。所以又添上父子二字，是因为谈判一完，老老已夺就上巴西治内伤去了，把儿子小老巴夺留下了。

    挂上新牌子的烟草公司为笼络工人，不但撤回了老老巴夺开除工人的告示，还答应了工人的起码要求。工人们复工了，谢万春也又进了烟厂，在激烈的斗争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风雨飘摇中一直于到现在。现在他和他的老伴谢大嫂——当年的迟素芬，头发都花白了，可是精力还很旺盛，他们觉得越活越有意思了。

    17

    在谢家里屋那低矮的天棚下，摆着一张粗木方桌，上面铺着一条已经磨得没有绒毛的灰线毯子。一副竹子和骨头两镶的麻将牌摆在桌子上，麻将牌已经老得断角缺边，只能凑合着用了。四堆骨头筹码，分放在桌子四面。一支蜡烛和一盏油灯，摆在方桌的两个对角上。两盏灯加一起，也没有一盏二十五瓦的电灯亮。摇曳的灯光照着灰暗的小屋。小屋是用砖头、石块、木板、劈材、林秸和泥土混在一起搭起来的。屋主人能把这些造型不同，大小不等，长短不齐，互相难以搭配的原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经住了狂风暴雨的袭击，雷霆霹雳的震撼，经年累月而不倒塌，这真可以使任何能工巧匠都为之惊叹了。它好像告诉人们：生命的画笔可以画出人间奇迹，灾难在给人带来困难的同时，也给人带来创造性的智慧。

    屋子虽然矮小而简陋，屋主人却在可能范围内把它修饰得很干净。火炕上没有炕席，却用装水泥的牛皮纸口袋糊得光光溜溜。如今上面躺着睡熟了的小女孩，她从大水里逃出来，已经又长了一岁多。大概因为炕热，她把被都蹬光了，光着身子，摊开手脚，睡得真香。窗上蒙着一条从破烂市买来的缀满了补丁的麻花被。炕头上贴了一张《耗子娶媳妇》的年画，画面上有几十只耗子，都穿着彩衣，像人一样直立起来，排着娶亲的行进队伍。最前边是打着旗牌的耗子仪仗队，紧跟着的是耗子乐队，耗子本是两腮无肉的，但是那吹喇叭的耗子居然也把两腮鼓得很胖。乐队后面是一乘四个小耗子抬着的花红小轿，抬轿子的耗子穿着红色号衣，每件号衣后边都有一个大字，四个耗子背的字合起来一念就是“吉祥如意”。新媳妇耗子居然也戴得满头珠翠，眉眼和腮边竟然显出了笑意。耗子平常在人的印象里总是行动鬼祟，不走大道，躲在阴暗角落里于坏事。但现在画上的耗子都是满脸正气，尤其是那个新媳妇耗子，让人一看就联想起蒲松龄笔下的《阿纤》，简直可以幻化为美妙的少女了。

    在这间小屋里，这张年画是得天独厚，占满炕头上一面墙的。而那三面墙就拥挤得厉害了，所说拥挤，也没有别的东西，都是大大小小红红绿绿的画。仔细一看，原来全是英商老巴夺父子烟草有限公司的招贴画，画的内容都是类似美人图的玩意儿，有古装的也有时装的。我们在卢家公子卢秋影书房里曾经看见过的，那位涂着黑眼圈的电影明星谈瑛的倩影又在这里出现了。不过这回她手指缝里夹着一支香烟，眼睛微微眯缝地看着她自己喷出的烟云，烟云正在袅袅上升，她好像也随着上升的烟云而舒服得飘飘然了。不知是老巴夺特邀她照的还是从哪个电影镜头上剪下来的，反正她在为烟业界服务了。

    这些招贴画都是张挨张贴到墙上的，美人图变成糊墙纸了。用这玩意儿糊墙真是又好看又亮堂，又隔冷又隔潮，简直可以称为一种特殊建筑材料了。所以谢大嫂就不断地往上糊，隔几天就糊一层，尽管小屋里烟熏火燎，画可多咱都那么色彩鲜艳。就在今夜这灯光昏暗，烟雾弥漫的情况下，还能看清画上美人的鼻子眼，连谈瑛那黑眼圈都能分辨出来。

    这屋的烟云都是从坐在麻将桌前那几个男人嘴里喷出来的，一间屋里有三四个“小烟囱”本也不算多，但架不住屋窄棚低空间小，加上抽得又勤，所以就显得烟雾弥漫了。

    mpanel（1）；有烟雾，有浓茶，再配上激动的面孔，青筋显露的双手，如果这时候有人闯进屋来一看，一定以为他们正赌得难解难分，恰是赌兴正浓的时候，而他们也正是利用这个掩护开一场庄严的会议。

    今天的会是由新上任的省委秘书长李汉超召集的，参加的人有工会负责人谢万春、反日会负责人王一民和青年团满洲省委书记刘勃。内容有两个：一是汇报一中挖博仪照片事件的情况，分析形势，统一行动；二是布置和讨论在北市场举行大规模的“飞行集会”，使党和群众直接见面，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在城市中掀起抗日斗争新高氵朝的问题。

    现在正在第一个问题上争论得面红耳赤。原来刘勃在采取挖照片行动之前，既没请示上级，也没和王一民商量，求得一中党组织和反日会的配合，而是独断专行地唱起了独角戏。因此，李汉超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他。对省委秘书长的批评，他忍气吞声地听着了。但对王一民的意见，他却听不下去了。当王一民尖锐地指出他这是为了一鸣惊人而采取的冒险行动的时候，刘勃竟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要王一民解释清楚：为什么把青年团员的英雄行为歪曲为冒险行为？为什么对这样一件使敌人震惊的革命事件大泼冷水？

    王一民立即回答他说：“如果从表面上孤立地看，挖溥仪照片，写打倒日酋玉旨叔侄的标语，这确实可以称得上英勇和大胆的革命行动；如果单讲个人的英雄行为，我对肖光义和罗世诚两个青年团员也确实是十分赞赏的。但是这件事是在不到一千人的学校里干的，干的手法又和往敌人‘纪念碑’上刷标语事件非常相像。敌人本来正愁找不到破获‘纪念碑事件’的线索，这回一下子引到一中来了，引到这么一个狭小的范围里来了，而同一事件的当事者恰恰又在这个范围内……”

    刘勃没等王一民说完就又拍起桌子来。他个头不高，嗓音挺尖，圆圆的淡黄色饼子脸上长着一双圆圆的眼睛，连鼻子头也是圆的。一头又密又粗的黑发，齐刷刷地往上竖竖着，总也不肯随着木梳倒下去，这对他那不高的身材倒是个补救，至少可以使他高出二寸来。这时他隔着桌子，把饼子脸探向王一民叫道：“那又怎么样呢？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一中的革命受到什么损害了？肖光义和罗世诚不但安然无恙，甚至连一根毫毛也没人碰一下，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是事实。但却是件很奇怪很不寻常的事实，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事实。那天情况刘勃同志已经都清楚了。大批的特务被引进学校，特务头子葛明礼的杀人刀已经拔出来了，所有的教职员都被看起来，连学生也都变成了嫌疑犯。如果不是半腰里跳出来那么一个有权势的日本副校长，后果是很难设想的。但是这个挂着副校长招牌的日本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他自己又是什么人？他要干什么？谁也不清楚……”

    “这有什么不清楚的？”刘勃冷冷一笑说，“一民同志，你可能还觉得你这一连串问题提得很奥妙，使人很难回答。实际这是故弄玄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日本副校长是什么人？这还用问吗？是个侵略者！是个强盗！是个法西斯分子！是个有大靠山的小太上皇！因此他就可以耍弄权势，任意把那些大大小小的汉奸特务统统从学校赶出去，让所有的教职员和学生都倾倒在他的脚下，感他的恩德，仰他的鼻息。他这种愚蠢的虚荣心和权势感却在无形中帮助了我们，造成了我们的隐蔽洞，我们就是要抓住这有利条件，狠狠地打击他！”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李汉超说，“所以我准备正式向组织提出：在北市场的‘飞行集会’结束以后，再在一中搞他一家伙，让他们不得安宁！”

    没等李汉超表态，王一民马上摇着头说道：“我坚决不同意再这么于下去了！

    事实表明，这个日本人决不像刘勃同志估计得那么简单，他不但不是那种只要弄权威的愚蠢家伙，而且是个高深莫测的对手。就在我们以为风暴已经过去的时候，他却悄悄地向我们摸过来了。今天白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一件事，引起我长时间的深思，我觉得至少说明他已经注意上我了……”

    “所以你就害怕了，惊慌失措了，主张退却了，你……”

    “好了，不要这样争论下去了！”李汉超严肃地止住了刘勃的话头，他转向王一民说道，“我觉得一民同志的分析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高深莫测的日本副校长，现在请一民讲讲今天在一中发生的事情吧。”

    王一民点点头，就汇报了下面的情况。

    今天王一民第一堂课就是高中二年级——他教那一班的“满语”。这里所说的“满语”，可不是在清朝的铜大钱上才能看见的那种弯纹。王一民对满族文字一窍不通。这个“满语”就是“汉语”，也就是从前的“国文”。东北既已沦为“满洲国”了，再叫“汉语”或者“国文”，不是又和中国混一块去了吗。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才挖空心思想出了这么一个自欺欺人的办法。越到后来这类招数越多，连地理、历史都给改了，甚至连供奉的祖宗都和日本人一样了，友邦也升格为亲邦了。

    这当然是后话了。在本书所写的一九三四年间，只是把叫法刚刚改过来，高中教科书的内容还是以古文为主。譬如今天王一民讲的一课就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王一民讲《醉翁亭记》这类游记文章可不是就文章讲文章，他要从文章中弓呻出去，讲祖国的锦绣河山，讲祖国的英雄人物，以便激起学生热爱祖国的热情。当然，祖国这个词当时早已严令禁用了，只能说中国，前边还不能加“我们”二字，就像是在叫另一个国家的国名一样。而王一民则尽量避免这样说，他既不叫祖国也不叫中国，好像有的女人不称自己所爱的男人任何名字一样。

    今天，王一民站在讲坛上，翻开课本。念了课文第一句，“环滁皆山也”之后，就讲道：“滁，是地名。当时作者欧阳修被宋仁宗贬到滁州当太守。这滁州，就是现在的安徽省滁县。”说到这里，他就转过身来在黑板上画地图，他先画了个安徽省，标上滁州的位置。然后就往大扩展，以安徽省为中心，围着它画了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他画得非常快，就像书法家怀素在写他那一笔到底的狂草一样，转瞬之间把江淮流域的省份就都画完了，真是笔走龙蛇，一挥而就。

    王一民画完地图，一边转身一边说：“安徽省是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长江和淮河从这里流过；大别山和黄山分布西南两方；太湖和巢湖像两面镜子一样镶在长江岸边。在这美丽如画的大好河山里，曾经孕育出多少英雄豪杰，打开《三国志》看一看，曹操、周瑜、鲁肃、陶谦等著名军事家、政治家，都生长在安徽省。更值得一提的是，还出过一位反抗蒙古元人侵略的明朝皇帝朱元津。关于蒙古汗国对中国的侵略和统治，同学们从前学历史的时候都学过吧？

    王一民讲到这里向教室里环视了一下，教室里鸦雀无声，谁也不动弹，谁也不吭声，他觉得有些异样。当他的目光和罗世诚、肖光义几个共青团员的眼光相碰时，发现他们都有焦急不安和紧张慌惑的表情。肖光义向他皱眉挤眼，罗世诚向他摇头示意。他心里一动，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平常的情况。他忙又向教室里注意一看，猛然间发现一个大个子成年人，正伏身在教室后门旁的一张书桌上，探着脖子向他直望着。这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日本副校长玉旨一郎！王一民心里猛然一跳，脑子飞快地一转：他来干什么？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一定是在自己转过身去画地图的时候，从教室后边的门悄悄钻进来的。往日他都穿着中国长袍，今天却穿着和学生服差不多的短装。本来他那大个子是容易被发现的，但他却趴在书桌上，比直腰板坐着的学生还矮了一截。看起来他是有意这样做，以便悄悄地听下去。

    王一民见他正直直地看着自己，自己讲的他显然都听见了，但从他脸上竟看不出任何反应，这真是个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不可捉摸的怪人。

    王一民忙自镇定了一下，眼睛又向所有的学生望去。他觉得现在必须赶快把话题引入讲课文，而又不能转得太愣。他脑子一转，立即从容不迫地讲道：“同学们在历史课上学过的，我就不多讲了。总之，安徽是个风景优美，人才辈出的好地方。

    而滁州又正处在‘蔚然而深秀’的琅挪山之间，所以就使欧阳修太守对此乐而忘返了。”

    接着他就拿起课本，逐字逐句地讲起来，王一民讲这类文章，不但是轻车熟路，而且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不只学生爱听，连那个玉旨一郎也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得出神。

    下课铃响了，王一民的《醉翁亭记》也讲完了。他的结束语几乎是和铃声同时住下的。在班长喊起立、敬礼的时候，玉旨一郎竟然也跟着站起，微微低头行了一个礼。

    王一民都看在眼里，但他并没有表示什么。他在学生向外走的时候，随手拿起黑板擦，转身把地图擦掉了。当他再转回身来去拿点名册和课本的时候，发现玉旨一郎已经站在讲坛下面，离他只有二尺远。

    教室里的学生只走了一部分，绝大多数学生都没走出去。有的坐在原地没动，有的站起来了，有的走到门口又回来。罗世诚和肖光义等则悄悄向前挪动着，他们都紧张地向讲坛前边望着。

    王一民不知这个日本人要干什么，他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静等着他开口。

    玉旨一郎微笑着问道：“王老师，您下一堂有课吗？”

    “没有。”

    “那么您能到我办公室去一下吗？”

    “可以。”

    “请吧。”

    玉旨一郎领头走出了教室。王一民跟着向外走。他看见站在教室门旁的罗世诚、肖光义等学生都用焦虑不安的眼神望着他，他自己也不知道此去会遇见什么麻烦。

    但他有一个信念：恐惧伴着危险，无畏产生安全。只有无畏，才能临难不乱，临危不惧，才能用意志力量战胜敌人。因此，他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安，反而对学生坦然了笑，从容不迫地走出了教室。

    一中的校长办公室很宽敞，勤劳的校役把屋子打扫得窗明几净。两张大写字台并排着摆在窗前，写字台上的办公用具都擦得明光瓦亮，一套整洁的沙发斜摆在屋角处。正面墙上突出一个两尺多高的，状似“神龛”的东西，细木雕刻的四框涂着黄色漆片，黄色的帷幕挂向两旁。里边镶着一张博仪的照片，照片的大小形状和礼堂里挂的那张一模一样。不同的是照片下面还摆着一个长方形的黄布包，里边包的是傅仪在本年度三月一日发表的所谓卿位诏书》。

    玉旨一郎和王一民进来的时候，屋里空无一人。老校长孔庆繁大概还没有来，他总得过足了大烟瘾才能上班。

    王一民被王旨一郎客客气气地让坐在沙发上，他注意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给他拿烟倒茶的玉旨一郎，这个小太上皇对他真客气呀！真平等呀！他在这个日本人的脸上和身上画满了问号。

    一套礼让过去以后，玉旨一郎开口了，他说道：“王老师这篇《醉翁亭记》讲得真是铿锵有力，落地有声啊！将来真要请您到我们日本的高等学校去讲讲。”

    王一民不知他念的这套赞美诗是真是假，里边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便一边观察一边应付着点点头说：“哪里，副校长真是过奖了。这样陈旧的古董，实在难登大雅之堂了。”

    “不，这您说的可不公平了。”玉旨一郎一本正经地说道，“对于欧阳文忠公我们还是很熟悉的，应该说他是我们日本人的老朋友了。您记得他有一首诗吗？”

    玉旨一郎说到这里，忽然站了起来，他在屋里转了一圈，便站在地中央，面对着王一民庄严地，拉着长声，节奏鲜明地吟咏道：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输与铜。

    玉旨一郎咏完站在原地没动，直望着王一民，好像在等他发表意见。

    王一民点点头说：“听您这一吟咏，我倒想起来了，这首诗我在《欧阳文忠公文集》里读过，诗名是不是就叫《日本刀歌》？”

    “对。您的记忆力很好！”

    “哪能和副校长相比，您是张口就可以背诵的。”

    “因为他是专门写日本刀的，所以在日本是很流行的。同是他的诗文，对这篇著名的《醉翁亭记》我就不太熟，所以我是特意去听您讲课，要拜您为师的。”

    “副校长这样说鄙人可实在不敢当。”

    “不，您讲的确实很好，旁征博引，博学多才，使人听了深受教益。”

    “不，不。还得请副校长多加指点。”

    “太客气了。”玉旨一郎说完，又停顿了一下才说道，“不过您开头讲到反抗异族侵略的明朝皇帝朱元璋的时候，好像话还没有说尽，似乎应该再发挥一下吧。”

    王一民等他话音一落，马上正容说道：“副校长说错了，鄙人从来没用过‘反抗异族侵略’的字眼儿。”

    “哦，是吗？”玉旨一郎眨了眨眼睛说，“那么您用的是什么字眼儿呢？”

    “我用的是‘反抗蒙古元人’这个词儿。”

    “反抗蒙古元人？”玉旨一郎重复完了竟哈哈大笑起来，一边笑着一边说道，“蒙古元人不也是异族吗？你们中国的史书上不都是这样写的吗？这有什么好区别的呢？”

    王一民没有笑，他又郑重地说：“正因为历史上从来不区别，我今天才要加以区别。”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我必须使人明白，我给学生讲的只是反抗蒙古元人的侵略。我这里必须使用一个限制词。”

    “哦！限制词！我明白了，明白了！”玉旨一郎点着头，含蓄地微笑着说。

    “我希望您能明白。”王一民也点点头说，“另外，就是您方才说的我应该再发挥一下，不知您是指什么说的？”

    “哦，我的意思也是非常清楚的。”玉旨一郎摸了摸他那圆鼻子头说，“朱元璋是中国的明朝皇帝，他率兵打败了当时称雄于欧、亚两洲的大元帝国，把侵略者从中国的国土上赶走了，结束了外国人的统治。对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您怎么能点到为止，轻轻放过呢？您理应大大地称颂一番，这对当前的学生教育不是很有意义吗？”

    玉旨一郎一边说着一边目不转睛地盯视着王一民。像要看清王一民的肺腑一样。

    王一民没有躲开他的眼睛，也和他一样紧盯着他说：“鄙人还没十分理解副校长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如果按照上司的训导来理解对学生当前应该如何教育的话，那就应该向学生宣讲一下当时日本幕府是怎样打退蒙古人两次人侵的。当时的蒙古正处在忽必烈的全盛时期，东西南北随意驰骋，战必胜攻必克，真是普天之下所向无敌了。但是当时只有十八岁的日本青年执权北条时宗，却断然拒绝了元朝催促朝贡的要求，压制了朝廷的妥协态度，坚决给来犯者以还击。如果说英雄的话，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玉旨一郎听完深深地点了点头说：“您说的完全是日本历史的真实情况，既然是真实情况，就可以向学生讲，和朱元璋一起讲。”

    王一民眼睛仍然盯着他摇了摇头说：“不，我不想讲。”

    “为什么？”

    “因为有您坐在那里听课。”

    “有我？”玉旨一郎瞪大了惊讶的眼睛说，“您怕我一个日本人听您赞扬日本的英雄？有这道理吗？”

    “有。”王一民仍然盯视着他说，“因为我已经看见您坐在那听课了，如果我再绘声绘色地讲方才那一段日本幕府的光辉历史，您会不会以为我是专门讲给您听呢？会不会感到我是在向您讨好呢？您自己曾经介绍过＿我们也确信您是一位研究教育学的学者，我想一位正派的学者是不喜欢那种阿谀奉承的势利小人的。正像我国的知识分子讨厌这种小人一样。

    王一民说得玉旨一郎嘴张开了，眼睛也越睁越大。等到王一民刚一住声，他便两步迈到王一民座位前，弯下腰，伸出手来拍了一下王一民的肩膀说：“好！讲得好！讲得直率！我喜欢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他把手伸向王一民说，“您愿意做我来到这里的第一个中国朋友吗？”

    王一民站起来了，但他并没有伸出手来，他仍然冷静地望着玉旨一郎，摇了摇头说：“您又说错了。”

    “我又错了？”玉旨一郎的手不由得缩回去了。

    “对。”王一民点点头说，“前天，我在大街上看见一位老人，因为他说他是中国人，被宪兵队给抓走了。”

    “啊！是这样啊！”玉旨一郎举起缩回去的大手拍了拍脑袋，刚要再说什么，门开了，有人进来了。

    进来的是老校长孔庆繁。他大概才过足了烟瘾，黄色的长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

    他一进屋就对着玉旨一郎微微行了一礼说：“您早。”

    往日他们俩一见面都是相对着行礼问早安的。今天玉旨一郎却没动，这反常的现象使孔庆繁吃了一惊，他忙看了一眼站在玉旨一郎对面的王一民。他马上敏感到这反常的现象是出在他身上了。孔庆繁和王一民的父亲年轻时有过交往，在没人的时候也管王一民叫世兄或一民。现在他不知道王一民出了什么事，很替他捏把汗。

    但细一看，王一民又是很从容地站在那里。这就使他困惑不解了。

    正这时，王一民开口了。他对玉旨一郎说：“幅校长，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可以走了吧？”

    “好吧，”玉旨一郎点点头说，“我们另外找个时间，再好好谈谈吧。”

    “我随时听候副校长的招呼。”王一民向五旨一郎点点头，又向孔庆繁点点头，转身走出去了。

    当王一民快走到教员室的时候，他看见从走廊拐角的地方出来一高一矮两个学生，迎面向他走来。走廊光线昏暗，但他一下就认出来者是谁，并且猜出他们的意思了。

    一高一矮两个学生——罗世诚和肖光义走到他面前站住了，睁着焦灼的眼睛望着王一民。

    王一民见身旁没有别人，便轻轻地说了一句：“一切都好，不要担心！”说完就转身走进了教员室。

    罗世诚和肖光义互相一拉手，飞快地跑了。

    18

    会议仍在继续。

    李汉超对王一民讲的情况十分重视。他觉得这个玉旨一郎确实是个不寻常的对手。他指示王一民不要回避他，要在进一步地接触中深人地观察他，尽可能摸清他的底细，发现新问题及时汇报。

    李汉超又转对刘勃说：“在没摸清这个玉旨一郎的真正意图以前，你们青年团不要再在一中搞什么活动了，连条标语也不要贴。古语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最近我们已经初步摸到一些玉旨一郎叔叔的情况。这个老中国通在暗地里还兼着关东军高级参谋的职务，和他们派到傀儡皇帝博仪身旁的吉岗安直是一样的头衔。

    因此这个玉旨雄一实际是关东军在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的全权代表。由叔叔联想到侄子，就不能等闲视之，所以一定要采取慎重态度。”他见刘勃还要张嘴说什么，便挥手止住他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还要讨论‘飞行集会’的问题……”

    这时谢万春忙插言道：“对，我同意老李和一民的意见，一中的问题就按老李说的办。”他笑着一指桌上的麻将牌说，“我们原定打八圈，现在头四圈打完了，快打下四圈吧。”

    谢万春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空气缓和下来了。四个人开会三个人意见一致，刘勃也就不说什么了。于是会议就转人下一个问题——讨论“飞行集会”。

    一提搞“飞行集会”，刘勃立刻活跃起来。几天前他就听省委一位负责同志说过：为了宣传抗日，省委正在酝酿要在哈尔滨人口集中的地方搞一次“飞行集会”。

    他当时特别赞成。自从“纪念碑”上涂大标语震动中外以后，他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之中，心里老琢磨要大干一场，除了在他直接掌握的一中，还想寻找机会在全市的统一行动中闹出点名堂。因此他特别热衷于搞“飞行集会”，连连向省委领导提具体建议，如规模要大，要打出红旗，地点最好是在北市场，要有党的负责同志出来和群众见面，保卫工作可以由他们青年团负责等等。

    现在，听到省委已经正式决定搞飞行集会，他那黄色的圆脸都激动得发红了。

    李汉超同志传达了省委的决定，他心里想：这一定是自己的意见起作用了。

    省委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认为自从粉碎了日寇对我游击区举行的春季大讨伐以来，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城乡各阶层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极为高涨，人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对日寇的仇恨烈火。在这情形下，更需要我们大力宣传抗日，进一步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使已经燃烧起来的烈火烧得更旺。因此，省委决定在劳动人民最集中的北市场，搞一次大规模的“飞行集会”，会上要打出红旗，抛撒传单。

    党。团员都要参加集会，要保证集会开得成功，工会和反日会要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革命群众的保护下，党的负责干部要站出来和群众见面，要做宣传抗日救国的讲话。“集会”要争取在一个星期之内举行。全面的组织工作由李汉超同志负责。

    mpanel（1）；刘勃一听他的意见省委几乎都采纳了，便兴奋得搓着手说：“省委的决定我百分之百地拥护，从宣传抗日，宣传爱国主义到每一条具体意见我都拥护，现在是形势逼着我们上阵。游击队打得轰轰烈烈，伪军起义消息不断传来，华南红军也屡出奇兵，请看，连敌人的报纸也不得不写上几笔。”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兜里拽出一本旧书，书皮上画着一双拥抱得很紧的青年男女，书名是《生死鸳鸯》，旁边又有一行楷书，写着言情小说，奉天吕乐夫著。他迅速地从书里抽出十多张形状不同的，从报上剪下的新闻，铺在桌上一边指着一边说道：“这张是报道伪军起义消息的，同志们看，‘驻阿城之吉林警备第二旅四团三营徐营长所部八十余名，携械潜逃人山……’这和我们知道的实际人数少了一半。他们现在已经投入我们的虎北游击队，一举攻破虎林城。再请看敌人这篇报道：”我虎林守备队，与匪激战一昼夜，终因众寡不敌，全军玉碎，参事官隐歧太郎、警务指导官左藤一雄及县长王新良等均被匪惨杀云云‘。“刘勃念完这条新闻，又举起几小张剪报说，”这几张是敌人报道我部队围攻宾县，紧逼珠河，威震汤原等地的，我就不一条一条讲了。总之，这些消息不但使敌人惶惶不可终日，还影响了那些动摇不定的中间派，使他们向左转了。

    请看，这是老名士卢运启最近发表在《北方日报》上的答记者问，他巧妙地以年老多病为借口，表明了自己不肯依附日寇的爱国主义立场。这位卢运启老先生的影响大家都知道了，他这篇答记者问是会发挥出难以估量的作用的。“当刘勃宣讲这段“新闻”的时候，李汉超看了看王一民，并向他点了点头，王一民也报之以微微一笑。

    刘勃讲完了这段，又喝了一口茶，拿起另一张剪报说道：“下面我想再念一条有关华南红军的消息，从中也可以感觉出敌人的恐慌心理。”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剪报中抽出一张念道，“华南各省——请注意各省二字——共祸蔓延。江西共匪异乎寻常之猖撅；徐向前大有席卷川东之势；朱德一部，已占萍乡；贺龙一股，活跃于湘西；肖克一举攻下武宁……匪患如此频繁，国家民族真不堪设想矣！”刘勃放下剪报，一扶桌子站起来了，他像发表演说一样，慷慨激昂地说道：“请同志们注意敌人在报道中所选用的字眼儿，什么蔓延、猖撅、席卷、活跃、频繁，最后来个‘国家民族不堪设想矣！”敌人已经毫不掩饰地大声哀叹了。这哀叹是我们打出来的，敌人失败的叹息就是我们胜利的欢呼。所以我们一定要欢庆这个胜利，一定要开好这次飞行集会！不要怕流血牺牲，必要时要贡献出我们的生命！我们要用鲜血逼使敌人对这次大规模的飞行集会也来这样一次报道。“刘勃一边说着一边又去拿桌上的剪报，他用手划拉两下没划拉着，忙低头一看，剪报已经不翼而飞了。他忙向周围一看，只见李汉超正蹲在灶坑前，一只手捏着他那些心爱的剪报，一只手拿着一根划着火的火柴，剪报被点着了，火焰从那些小小的纸片下跳跃着升起来……

    刘勃没想到李汉超会这样于，他‘哎呀“了一声，一步跳到李汉超身前，做了一个要抢剪报的动作，但是来不及了。小块的剪报已经裹在红色的火焰中，随着飞灰飘飘摇摇地散落在灶坑前了。

    刘勃着急地说：“你这是干什么？这都是些有保存价值的珍贵资料，你这简直是……”刘勃说到这里，觉得自己态度不太冷静，尤其是对一位新任命的省委领导，更不应该这样。便把话咽回去，一扭身，赌气走回凳子前，一屁股坐下了。话虽憋回去，可还喘着粗气。

    李汉超没有抬头看刘勃，他拿起立在灶坑旁的烧火棍，扒拉那些还没着透的剪报。等到剪报都变成纸灰，他用小扫帚头往坑洞子里扫。扫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他才撂下烧火棍和小扫帚，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纸灰，又用手绢擦了擦那毛烘烘的大胡子，纸灰竟沾到那上去了，大概是刘勃跑过去时，带起的风吹上去的。

    李汉超回到桌前，坐下，转过头，郑重地对刘勃说道：“刘勃同志，我希望你以后身上不要带这些剪报，更不要往开会的地点拿。”

    “这怕什么？”刘勃一拍桌上的《生死鸳鸯》，不服气地说，“我夹在这种言情小说里，是有保护色的，是用了心思的。”

    “敌人就不用心思吗？”李汉超往前探了探身子问着。他那大个子比刘勃高出一头多，因为距离太近了，就微微低下头，盯视着刘勃继续说道，“刘勃同志，我们党对地下工作有严格的要求，你现在揣着这些清一色的剪报，都是敌人挨打的记录，这要被敌人发现，不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证据吗。你方才说这是些‘有保存价值的珍贵资料’，我不知道你要送到什么地方去保存？我们的任务是保存资料吗？如果真的要保存资料，也不是敌人的报纸，这些报纸他们败退的时候不会带跑，都会给我们留下，要多少有多少。我不知道你同意我的看法不？”

    刘勃的脑袋耷拉下去了。

    李汉超仍然直望着刘勃，望着望着，他忽然一伸胳膊，拉住刘勃的手说：“同志，别生我的气，我说得太直了一些。而且没和你商量就把你苦心剪下来的报纸都烧光了，我也太粗暴了！”说到这里他竟爽朗地笑起来，一边笑一边说：“我也是想给你个突然刺激，让你记得更深一点。再说咱们是在什么环境下工作，同志间的关系越单纯，越直接越好，有啥说啥，说过拉倒，你赞成这说法不？”

    没等刘勃说话，坐在李汉超对面的谢万春开腔了，他一拍大手说：“对，我一百个赞成！咱们信的是一个主义，打的是共同的敌人，夫妻躺在炕上不能说的话咱们能说，你们说还有啥关系比这亲！”说到这他一拍刘勃说，“老兄弟，老李同志烧你那报纸烧得太对了，他不烧我也要烧的。倒不是怕在我这个小窝里出事，是怕坏了咱们的大事呀！这若是敌人闯进来，好哇，你们假装打麻将，实际在于这个！

    老兄弟，你说我们几个人一进‘巴篱子’，这‘飞行集会’还怎么开2这不就坏了大事吗！”

    让谢万春一说，刘勃也笑了。在笑声中李汉超看了看手表，表针已经走过半夜十二点了。他看了一眼一直默默坐在那里的王一民说：“怎么样？我们书归正传吧。

    大家对‘飞行集会’还有什么不明确的地方没有？抓紧吧，八圈麻将的时间早过了，最好别打通宵。”

    “可不可以明确一下？”刘勃马上问道，“省委决定由哪位领导同志出来和群众见面？说明确了，我们好负责保护。”

    “当然应该说明确了。”李汉超点着头说，“省委把这次‘飞行集会’的组织工作委托给我了，就由我出去和群众见面。”

    “好。”刘勃连连点头说，“我非常拥护老李同志亲自出马，这就更有分量，更有号召力。我们青年团一定冲锋在前，在我们团组织中已经产生了震惊中外的青年英雄，这次我们将要发动更多的爱国青年冲上第一线！”他越说越兴奋，这时又一扶桌子站起来说，“如果集会需要有一个司令或者指挥的话，我愿意毛遂自荐，不怕牺牲，担此重任，我一定不辜负党对我的信任！”

    “好，你坐下。”李汉超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转对王一民和谢万春说，“你们的意见呢？”

    谢万春看了看王一民，刚要表示什么，王一民开口了。他声音不高，使人感到他是在极力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感情，只听他说道：“我方才没有发言，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不是在游击区里打游击，也不是在一般城市里和敌人周旋，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敌人用重兵把守的东省特别区，是举世瞩目的哈尔滨。自从玉旨雄一来了以后，敌人的反动机器转得更欢了，宪兵、特务和狗腿子布满了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我们要举行‘飞行集会’的北市场，更是敌人撒遍鹰大的地方。所以我担心这次集会会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