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后死于西门庆之药。这三个人，在主观故意上，略有差别，但是在实际罪行上，并无分别。贪财好色之人，在神昏意迷之际，遇到像武大这样碍手碍脚的，岂不杀机显露？况且当时已成骑虎之势，不得不如此。以潘金莲之狠心，西门庆之凶悍，王婆子之毒辣，但凡有点血性之人，读至此，无不怒发冲冠、拍案而起，必欲将此三个狗男女杀之而后快。为何要把他们轻易放过，令其骄奢淫逸，安享荣华，无所不为，无所不至，快快活活，偷生五、六、七年。恶人富贵而淫人昌盛，天地之间还有公理吗？难道作者真是有深仇大恨，横亘胸间，郁结肚腹，无处申述，这才创作这部不平之书，意图使天下后世之人，读过之后，全都充满牢骚之语、愤激之情，而对这个万恶的社会产生与他一样的切肤之痛吗？然而看这部书，还是要尽量避免过于感性，要用理性思维，冷眼旁观。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还是想要增加一部分内容。有的人喜欢猎奇，喜欢热闹，不喜欢沉重的话题。但是，对不起，我有言在先，就是要让自己的评论具有一点历史深沉感，而这正是我的主要创作目的之一。我们读书一定要有无穷联想，读到书本之外的东西。否则让我拾人牙慧，恶不恶心哪？
我们还是先思考一下，中国落后的根源。以此引蛇出洞，引出我的话题。
农业文明对阵工业文明，绿色型经济对阵污染型经济，在短期之内，肯定要失败，因为血肉之躯抵挡不住钢铁机器的进攻。中国百年的失败史无可逃避。在民族危亡之际，曾经有多少仁人志士登高而招、大声疾呼，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制度进行了无情的鞭笞，这是时代的产物，尽管好些人的话语非常偏激，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他们抱以“历史的同情”，没有浩然之气和耿耿忠心，根本不会有如此痛彻心扉的呐喊，哪怕说出最为偏激话语的志士，都是民族英雄。
要怎么说，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呢？曾经慷慨激昂的演说，曾经认为颠扑不破的真理，随着时代的发展，都要在尊重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下，重新思考。
我和很多人的观点不同。通过近代中国几十年天翻地覆的发展和世界整体格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更加需要反思自己的文化和走过的道路。
现在就下断语，说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文明如何失败透顶，为时尚早。在年少轻狂的时候，笔者说了许多狂放不羁的大话，如今成熟以后，再也不敢口无遮拦，不敢妄下断语，不敢说非常绝对的话。不但是我，包括诸君，我们都是历史上的人，我们这段历史早晚要成过眼烟云。在我们今天坚定信守的理想，在后人眼中恐怕是荒诞可笑的。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任何人，哪怕你是“手握乾坤杀伐权”的人物，也无法逆转。“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春江花月夜》，张若虚。）。”后人视今，如同今人视昔。
如果说地球要是毁在所谓的现代“文明”和科技成果之下，还不如不“文明”的好。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有种种恶行，需要我们来批判，可也有种种善举，需要我们来铭记。讲究“天人合一”的中国农业文明，在思想和政治上是专制，但是在可持续发展上，这种文明是绿色的、生态的、与自然和谐的、能够延续亿万斯年的。只是这样的文明遇到了工业文明这个“强盗”的劫持，已经“黄鹤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为了抵制强盗的侵略，只能立足现实，只能说这个时代是好的了，尽管人类的前途未卜，甚至是没有前途可言。这个问题太复杂，也没有终极答案，可能也是出自我的偏见，在此就不再展开了。
我说的意思是，对我们中国的文化要批判地继承。这句话是老生常谈，不再重要，已成共识。我们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在实践中批判继承，而不是只做表面文章、口头会气，那样的话，还是毛驴拉磨，原地打转。
还是谈一下我个人的感受。自从比较系统而深刻地理解一下辩证法之后，我很少说过于武断的结论，凡事我都想其两方面。当别人都说好，我就要问，就没有一点坏吗？当别人都说坏，我也要问，就没有一点好了？我这不是奉行什么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怀疑主义”。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怀疑主义者直到最后也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我所认可的是一种方法论体系，在充分怀疑和调查研究之后，是会下一个比较肯定的结论的。嗣敏不才，可还称得起“敏而好古、敏而好学”这八个字，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人物，我基本还是宽容的，因为我有一个自信比较正确的方法叫“历史的同情”，我有很多道德瑕疵，所以绝对称不上是个君子，但是我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理解深刻，自己只能是在努力着改变自己，也许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但一直在努力。
古代的君子奉行“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哲学，所以我们这些凡人总是对他们产生一种高山仰止的情怀，有一种“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冲动。可是后人没有继承这样的优秀文化，相反基本都是“宽于责己，严以待人”，所以对自己纵容，对他人产生不了宽恕。心胸狭隘、坐井观天、挟私报复、勾心斗角等等“恶的情感”接踵而来。我做不到“严于责己，宽以待人”，可也不会做“宽于责己，严以待人”，虽然不够出众，但起码我保持一份宽恕，所以我看待事情和人物的时候，喜欢设身处地地为他想，如果还不能让自己宽恕，那我就只好批判了。但是大多情况下，我还是有这种情怀的，这就导致了我对刘邦、曹操、秦桧、李鸿章等等遭人误解、遭人痛骂的人物，也产生了“历史的同情”，评价有异于常人，对不对暂且不论，但这是我的主体意识。
可是如今对裹足这种行为，我却怎么也宽恕不了。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宽恕这种行为。这是一种怎样残忍而落后的思想啊！
各位女同胞们，对不起，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倾向，可是我反对百无一能、只知欺压弱小的“绝对的男权主义”，这是脆弱而可怜的小男人。我所说的意思是由于男女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具有先天性的差异，女人想要得到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在金钱拜物教的社会中更是不可能。而“女权主义者”往往又要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如果世界是一种颜色，那么人类的命运也是堪忧的。每个人要有自己的社会角色，想要做好很不容易，我说过一个称得起好女人的女人，应该具有总经理之才，绝对不是一个女仆。
男权主义者，尤其是想通过压制得到绝对支配权的男同胞，千万不要如此，这样只会让我们更丑陋，除了看出一种动物性的压迫之外，没有一点素质和高贵精神的体现。想要征服女人也不要紧，但如何征服是个问题，不是靠权力、金钱、精神压迫来征服，我也不会天真地说，靠着纯而又纯的道德感来征服，而是靠着指挥若定的雍容气度，靠着指点江山的豪迈不羁，靠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精神境界来征服。男人们，用高贵的精神和人格魅力去努力征服吧！这才是真正的征服。
我不像其他人那样崇拜鲁迅的文章，但是我对他的风骨，他的忧国忧民情怀，他的入木三分的批判眼光和他的《阿Q正传》确实佩服。他与孙中山都是抱着治病救人的理想投身医科，可是后来发现肉体的强大与否不是关键的，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有病才是最为恐怖和可怕的，两个人，一个用笔杆子，一个用枪杆子和政治文明，想以此来治疗“民族精神病”。
这种精神千古不朽。成功与否暂且不论。
我还对鲁迅有一句话很推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对中国女人的摧残，最为臭名昭著的，一个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精神限制，一个就是这个裹脚，这是肉体摧残，最要命的是当时整个社会对这种思潮的趋之若鹜，这非常可怕。这就不需要我们继承了。
就在这第六回当中，在西门庆和潘金莲喝酒时，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物件，就是“鞋杯”，就是把杯子放在女人的鞋子里喝酒，甚至还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吹捧，成为当时的时尚，就连西门庆这种俗人，也以此为乐，“西门庆又脱下她一只绣花鞋儿，擎在手内，放一小杯酒在内，吃鞋杯耍子。”
展现了多么肮脏的灵魂！当时的人怎么能把这样的东西当作时尚呢？
中国的民族性就是这样衰落的。我们光骂满清政府也有失宽容，当时谁在台上都是失败的结果，只有程度的不同。国力衰败也就算了，可是为什么让男人留着那条死辫子？
死辫子就是奴性的最大象征！小脚女人是民族衰弱之明证！这两件“特色发明”是中国人永远的耻辱，是中国封建压迫最为明显的标志物。
满清刚入关之后，曾经禁止女人裹脚，但是已经无力改变当时以小脚为美的社会思潮，最后不了了之。当时对汉族男人奉行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据说当时有人挑着剃头挑子走街串巷，给人剃发，由于挑子一头有热水，所以留下“剃头挑子一头热”的说法，比喻人不是心甘情愿地剃头，是政府单方面的意志。后来词意有变化。）的政策，汉族男人在被征服以后，使用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认为女人仍然裹脚，是女人没被征服的标志。
这可真是无能的自嘲。
不知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小脚制度始于何时，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文人对这种文化的风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必须承认，一代代的文人对中国文化的建设，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也不排除，无良文人对整个社会文化和思想产生重要危害。
在中国古代，在人们意识深处有四件宝贝：小农意识、科举制度、家族观念和乡土情怀。其中这个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是最大的，受到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诲，总想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开始未尝不是充满雄心壮志，一旦名落孙山，进入仕途无望，就可能自暴自弃。模仿魏晋风度不成，结果在邯郸学步之后，又开始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伟大”尝试。
一次次的文字狱阉割了中国文人的“政治生殖器”，包括那些金榜题名者，在官场文化这个大酱缸中浸泡之后，也成了人云亦云的应声虫。那些不能“学而优则仕”的落魄文人更惨——除了像蒲松龄那样的另辟蹊径反而成就不朽功勋——恐怕最后他们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制造中国变态文化的行列。以此忘忧，逃避现实。
现在中国社会就没有精神上的辫子和小脚了吗？
议论牵强，大家受累。笔者无奈，敬请海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