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每次上课，他先给我讲解上一节课不明白的地方，然后布置新作业。同时，他把我在打字机上完成的希腊语作文带回去修改，等到下次上课时再给我反馈意见与建议。

    我正是以这种方式为考大学做着准备，从未间断过。我发现这样上课比在课堂上好多人一起听课要容易、有趣得多，而且老师有足够的时间给我解难释疑，这样在听课时就不会稀里糊涂、手忙脚乱，所以我比在学校时学得更快更好了。不过，和我学习的其他科目相比，数学仍是令我最头疼的。要是数学和几何只有外语和文学的一半难度就好了。即使是数学这样的课程，凯斯先生也讲得妙趣横生，深入浅出，使我能够清楚明白每一个知识点。他使我的思维更加活跃，渐渐学会推理，能够冷静而有逻辑地得出结论，而不是胡乱猜想。我常常想，我的愚笨就连约伯都会失去耐心，但不管我有多不开窍，凯斯先生却一直亲切温和，不厌其烦地给我一遍遍讲解。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学院最后的入学考试。第一天考的是初级希腊语和高级拉丁语，第二天是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语。

    学院不同意莎莉文老师为我读试卷，但请了帕金斯盲人学校的老师尤金?维宁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式布莱叶盲文。我不认识维宁先生，除了用盲文外，我们无法交流，监考者也是一个陌生人，他也不打算用任何方式与我交流。

    盲文表达语言是绰绰有余，但对付几何与代数就难了。我在这两门科目上浪费了许多时间，尤其是代数上，这让我十分沮丧。事实上，我对这个国家通用的三种盲文都十分熟悉——英式、美式以及纽约浮点式，几何和代数的符号写法却不相同，而我以前学代数时只用英式盲文。

    在考试前两天，维宁先生给我寄来了一份盲文版哈佛大学以前的考试卷。令我灰心的是，试卷是美式盲文。我立刻坐下来给维宁先生写，请他给我解释那些符号所表示的意思。随后，我收到了他的另一份试卷和一张数学符号表，于是，我开始学习这些符号。直到考代数的前一夜，我做那些复杂的题目，还分不清小括号、大括号、方括号和方根符号。凯斯先生和我都很沮丧，对第二天的考试不太报希望。但好在考试那天我们早到了一会儿，又请维宁先生更加详细地解释了那些符号的用法。

    在几何考试中，我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我习惯了按照行列印刷的方式阅读题目，或是让人把题目写在我手上；可不知为什么，那些题目一转换成盲文摆在我面前，我就感觉特别乱，根本无法把读到的东西清晰而有条理地记在脑子里。考代数时，困难仍然很大。我以为刚刚学过的符号我都记住了、理解了，但真正做起题来我又迷糊了。另外，我也看不到我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答案。我以前都用盲文演算或直接心算，凯斯先生一直注重培养我的心算能力，却没有训练我如何答试卷，而且我还得一遍遍阅读试题才能弄明白应该怎么做，因此，我答题非常慢。说实话，我到现在也不敢说当时自己把所有的符号都理解正确了，要让自己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实在是不容易。

    拉德克利夫学院的行政委员会没有意识到他们无意间为我的考试增添了多少障碍，他们也不能体会到我要克服的困难有多么艰巨，但我不会指责任何人，当我得知自己将这些困难一一克服时，我还是很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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