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这东西,尤其是心学,理学这种“意识形态”级别的东西，自身逻辑严密不严密，说的对不对和他是否流行其实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就算是初期有点毛病，几十年也早被徒子徒孙补得差不多了，关键的是，是否符合利益集团的需要……

    明末是什么年代？那是科举为南方东林和北方晋商垄断，其他地方读书人被彻底压制的时代，南方东林和北方晋商都是发迹于逃税走私，这能看强调上下等级的理学顺眼就活见鬼了，存天理灭人yu怎么也洗不掉逃税走私这种事情啊！

    而心学就完全不同了，逃税可以解释为对明初宝钞的逆反么，只许老朱家乱发票子坑害商人做十一，不许商人用宝钞交税哄骗皇帝做十五么？走私就更好办了，一句不可与民争利就拿到了大义名分不是！

    这种“意识形态”级别的东西，在战乱年代就是一张纸，满清入关之后，何止要与民争利，直接夺取汉族人的土地，捉汉族人当奴隶，与民争利四个字苍白无力，是半点效力也没！但是到了和平年代，就是强盗手段起家的也要讲究个大义名分，满汉之别，旗人汉人不通婚，剃发令……毕竟和平年代维持一直极为强大的军队，成本实在太高了，哪朝哪代都需要用一种“意识形态”级别的东西去教化.

    明朝中后期，与民争利几乎成了政治上的不正确，万历皇帝要开征商税，根本在文官体制下无法成了税务机关，只好派太监，依赖流氓无赖去收税，结果是把商业税转嫁到了小民百姓身上，然后被大富商们利用，最后商业税都是不了了之，中学课本的五人墓碑记就是反应这事的，如果去掉里面煽情的语句，理xing分析一下，大家可能会看出相反的东西.

    实际上明朝皇帝的财权就是自家的小金库，通过小金库还能抓住军阀们的枪杆子，万里，天启两朝，正是太监们大肆收刮，才支撑了万历三大征之类的军事活动，而到了崇祯初年，停止了收刮才几年，各地军阀化的浪chao就开始了，一直到崇祯上吊都没法逆转，太监们大肆收刮的，其实才是明朝的吊命钱啊！

    然而在与民争利的种“意识形态”的压迫下，文官们总是最后的胜利者，魏忠贤的屠刀再快，也无法改变读书人中阉党和东林党的力量对比，实际上从1624年，魏忠贤遭到杨涟的弹劾开始大规模迫害镇压东林党人士算起，到1627年崇祯帝朱由检登位以后，决定整治朝廷，扫除以魏忠贤和客氏为首的阉党为止，实际上才当权了几年？而且如果以魏忠贤党派借熊廷弼事件，诬陷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五人为开始，大名鼎鼎的九千岁掌控朝堂的时间就更短了.

    当然，这和魏忠贤本身只是明熹宗的私人，而内阁太监们是一朝天子一朝太监有关，不过反过来说，这就是皇帝本身没有和与民争利抗衡的意识形态，不得不通过一朝天子一朝太监和文官们妥协，否则完全可以废了魏忠贤，换上自己家的张忠贤，李忠贤不是？

    但是，如果魏忠贤的权势和刘白羽相结合，那形式就完全不同了！本来东林党人掌握大义名分，和魏忠贤的斗争是儒生对阉党的政治斗争，只要明熹宗去世，魏忠贤就只能倒台。

    不过假如按照的说法，所谓的心学是什么？佛老之学冒名儒学，那就是比魏忠贤可恶一万倍的异端啊，简直是儒生人人得而诛之，再拔下心学这层皮，原来什么刚正不阿的东林党，骨子里是一群大商人的喉舌！甚至自己不少就是大商人，铜臭熏天的货se！加上东林党的代表人物杨涟“非吾同道,即为仇人”这种杀气腾腾的话，东林党简直就是千古第一jian党了.

    还有一件事，可能很多明史爱好者都不知道，其实这明朝时内廷外廷交好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张居正同样也是靠和太监冯保交好，得以变法的。而东林党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