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式大行李箱需要他带到上海去。他对这个箱子很有意见。说箱子太大了，连汽车门都进不去。再说，就算是新的，在上海也就值40元。

    我不得不对他(当然是对阿曼)再说一番好话。

    在1937年10月6日，我收到了一封来信。在来信中，编辑胡尔德曼先生任命我为"名誉职工"，我回了信，他只将信的最后部分登在德文《远东新闻报》上。要删去这么好的一个开头，可怜的他是多么的为难，这从他的引言中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也许他是对的。作为编辑的胡尔德曼先生，他确实不能把我所写的东西全都刊登出来，因为他不能去碰别人的痛处。但是为什么独独删去我那封信的开头却留下后面那部分呢？信的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

    感谢您10月6日的亲切来信。任命我为贵报的"名誉职工"是您的一番美意。我深信，我那没有头衔的名片上，如果在名字后面加上"《远东新闻报》(名誉)职工"这几个字一定会很好看，何况我的英国朋友们对字母多的名片非常重视，他们一定会羡慕死的。但是，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恐怕，您这是自寻麻烦。您一点也不了解我！

    而且，我还担心您有点低估了您的读者。他们自称对此"极端认真"，而我对此却漠不关心。正是有这个可怕的"才能"，我多半能在不恰当的时候，凭借我的所谓幽默让我周围那些可爱的人高兴一下。

    在此，我想以我们家人之间的通信方式为例，我那现在正在德国参加青年义务劳动的20岁男孩子，在给我的信中，他写道："亲爱的父亲！如果您能听到这里的收音机里对中国都说些什么(简直难以置信！)就好了。报纸的报道还要糟糕，我连一眼都不想看。此外，我深信您的身体肯定非常好，这我决不怀疑！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我不想说什么现在的局势不严峻，因为目前的局势确实非常的严峻，如果有人还不承认这一点，那我只能说他的头脑太简单了。局势不仅严峻，而且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对付目前这严峻的局势呢？我认为，我应该拿出自己最后的那点幽默，对着自己的命运说："对不起，我就留在这里不走了！"如果整个天都塌了下来，那么所有的麻雀都会死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是一枚炸弹掉下来，而且正巧掉在一只乌鸦的头上，那么死的则只是乌鸦，它再也不会"呱呱"叫了。但是真要到了那个时候，我想，扬子江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尽情流淌。现在我每天的晨祷和晚祷的祈祷词换成了："亲爱的上帝，请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其他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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