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娘的父亲还可以等待，可是新郎的父亲却不想再等了。他看到姑娘的婚龄已过，如果再拖延时日，就没有办法来加以掩饰了。姑娘的年龄的确够大了，但是陪嫁的彩礼比起她的年龄来就更为重要，为此父亲就更急着操办婚事。

    我就是新郎。但是关于这件婚事，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只作我自己的事：顺利通过大学文科考试，获得奖学金。然而，爱神的两翼——新郎和新娘，在心里也是很焦急的。

    在我们家乡，一个人结过一次婚，他心里对于结婚就不再感到忧虑。他对待妻子，就像尝到过人肉味道的老虎对待人一样。不管境况和年龄如何，他一旦丧偶就会毫不犹豫地续弦。我只是看到，我们的新型大学生才对结婚如此犹豫和忧虑。在媒人的纠缠下，父辈们的头发已经斑白，但在染发膏的祝福下它们还可以重新变黑，而他们儿子们的黑发在媒婆第一次提亲的时候，由于过分忧虑就会在一夜之间变白。

    说实话，我心里并不过分忧虑。恰恰相反，一谈到结婚，我心里就好像有一股暖烘烘的南风习习吹来。在这些奇妙的幻想幼芽中间，仿佛可以听到它们的窃窃耳语。对于需要熟背巴尔克关于论述法国革命那本书中一些章节的人来说，这种感情简直就是罪过。假如我此种议论有希望得到教材选编委员会的赞同，那么，在表述方面我就要格外小心。

    但是，我现在做什么呢？以这类故事为题写一部长篇小说吗？我真没有料到，我开始写作时会用如此感伤的调子。我想，我应当像帕沙克月黄昏时候的暴风雨一样，把几年来聚集在心里的痛苦乌云消灭在暴雨之中。但是我不能用孟加拉语为孩子们编写教科书，因为我没有学过纯正而动人的语法；我也不会作诗，因为我的母语在我的生活中没有绽开花蕾，使得我能用它来表达我内心的情愫。所以我才感到，居于我心灵中的那个主办火葬的行脚僧为什么会自我嘲笑。他不笑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的泪水已经枯竭。杰斯塔月中的灼热，就是杰斯塔月无泪的哭泣。

    我不愿意说出和我结为夫妻的那个人的名字。因为不必担心，天底下的占星家们会为她的名字争论不休的。镌刻着她名字的铜牌就是我的心扉。我没有想到，这心扉和这名字会有朝一日消逝。然而，在它那个永生不朽的世界里，历史学家是不会涉足的。

    不管怎么样，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是需要给她起个名字的。那好吧，我们就叫她“露水珠”吧。因为对露水珠来说，哭、笑是完全一样的，而且露水珠清晨讲述的话语，到了上午就会消逝。

    “露水珠”只比我小两岁。可是我父亲并不反对童婚习俗。她的父亲倒是一个激进的社会叛逆；对于国内风靡的宗教迷信，他一点儿都不相信，专心攻读英文书籍。我父亲可是印度教社会习俗的一个虔诚的信奉者；他崇尚社会中的一切习俗，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家外，也不论是通过正门还是后门，他拚命地捞取财富。为此，他当然也专心攻读过英文书。我岳父和父亲，这两个人的观点大相径庭。他们谁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平常人。然而，父亲却让我和一个年龄过大的姑娘结了婚，其原因是姑娘的年龄越大，陪嫁的礼钱也就越多。“露水珠”是我岳父的一个独生女儿。我父亲相信，新娘父亲的所有家私都会落到他未来女婿的手里。

    我岳父是一位没有任何思想偏见的人。他在西部山区一个土邦里担任要职。当“露水珠”还被抱在怀里的时候，她妈妈就去世了。我岳父没有注意到，他的女儿慢慢地一年一年长大了。在他们那里，也没有人提醒过他。

    “露水珠”的年龄刚满16岁，但是社会舆论却认为，这个年龄已经相当大了。对此没有人提醒过她，姑娘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自己年龄过大。

    升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19岁。就在那个时候我结了婚。在社会舆论界和社会改良主义者看来，这个年龄是否适合结婚，让他们双方去拚命争论吧。不过我要说，既然能在这个年龄通过大学考试，那么在这个年龄结婚也就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姻缘的霞光映在一张照片上。当时我正在背书。一位喜欢开玩笑的女亲戚，把“露水珠”的一张照片放在我的桌子上，说道：“现在你认真研究一下这部作品吧——这可需要绞尽脑汁啊！”

    看来，照片是一个生手拍摄的。“露水珠”没有母亲，所以没有人为她梳头，为她在秀发上系上金丝带，给她穿上某家公司生产的时髦夹克——总之没有人为她梳妆打扮，以便去蒙骗男方的眼睛。这是一张很普通的脸，一双很普通的眼睛，一件很普通的纱丽。我不能说这一切如何富丽堂皇。她坐在最普通的一张方凳上，后面挂着一幅方格壁毯，旁边摆着一张三脚桌，桌子上放着一个花瓶，里面插着一束鲜花。在纱丽底边的下面，露着她那双放置在地毯上的赤脚。

    这幅照片一触动我的心弦，她就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她那双黑黑的眼睛，仿佛看透了我的心。还有露在纱丽镶边外面的那双赤脚，仿佛把我的心作为它的莲花脚托了。

    日历一页一页地翻过；离结婚的日期只剩下两三天了，可是我岳父还没有请假回来。从另一方面来说，以后的四五个月都不是结婚的佳期。这样一来，我这光棍儿生活的年龄，就得从19岁毫无意义地拖延到20岁了。因此，我对我岳父和他的主人很生气。

    不管怎么样，婚礼毕竟在不吉利的日期到来之前举行了。那一天唢呐吹奏的每一支乐曲，至今都留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天的每一分钟，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19岁的那一年，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婚礼上人声喧腾；姑娘的一只温柔的小手放到了我的手上。还有比这更令人心醉的吗！我的心一再地说：“我终于得到了，我得到了她。”我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原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女人，她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我岳父名叫高里松克尔。他住在喜马拉雅山区，那座喜马拉雅山仿佛就是他的密友。在他那深沉的脸上，一种宁静的微笑显得纯洁无瑕；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一股慈爱的泉水在奔流。凡是探索到这股泉水的人，都不愿意离开它。我岳父在返回工作岗位之前，把我叫到他跟前，对我说：“孩子，17年来我对我女儿了如指掌，可我对你的了解只有这么几天，然而我还是把她交给了你。我赠给你这分财宝的价值，看来你是了解的，因此再不需要更多的祝福了。”

    他的亲家和亲家母一再对他说：“亲家，请你不必惦心。你女儿虽然离开了你这位父亲，但她在这里却又得到了父母两个人。”

    后来，我岳父在与女儿分手的时候，指着我父亲笑着对他女儿说：“孩子，我走了。这一位是你唯一的父亲。从今以后，如果他有什么东西丢失、被盗或损坏，我可没有任何责任了。”

    他女儿说：“那可不行！不管在哪方面遭受损失，都得由你来补偿。”

    最后，她一再提醒父亲注意那些容易出危险的事情。在饮食方面，我岳父是无节制的；有几种食物是他禁忌的，可是他又特别喜爱吃；尽量劝说父亲少吃这些食物，已成为女儿的一项工作。所以，她今天拉着父亲的手，关切地说：“爸爸，请你记住我的话。能记住吗？”

    她父亲笑着说：“人们许诺，往往会因为食言而叹息，所以不许诺是最安全不过的。”

    内室里的一些好奇的女眷，看见或听说他们父女在分别的时候谁都没有流泪，都感到很惊奇：“真是怪事呀！住在他乡，人也变了！一点儿感情都没有啦！”

    我岳父的朋友波诺马利先生，是我们的媒人。他也是我们家中的一位熟人。他对我岳父说：“你家中就这么一个女儿。

    现在你应当把家迁到他们附近来住。”

    我岳父说：“我既然把东西给出去，我是向来不反悔的。现在回去一看，是会感到痛苦的。可是既然放弃了权利，却又想保持它，那岂不是一种骗局吗？”

    最后，他把我带到无人处，犹如一个作错了事的人一样，困窘地对我说：“我女儿喜欢读书，并且十分好客。我不愿意她为此事惹你父亲生气。我会常常寄钱给你的。你父亲如果知道这些，他是否会生气呢？”

    听到岳父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有些惊讶。如果能从某一方面增加我们的收入，难道说我父亲会生气吗？我还真没见过他有这样的脾气。

    我岳父如同行贿一样，把一张一百卢比的支票塞到我的手里，然后就匆匆离去，都没有等我向他行礼。我望着他的背影，看见他从衣兜里掏出了手帕。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开始思考起来。我心里觉得，他们是另一种气质的人。

    我曾经见过许多朋友结婚时的情景。他们不等把祝词念完，就想把妻子一口吞下去。食物进入胃里之后不久，它的种种效应就会表现出来，并且常常引起内部的忧虑，但在外部倒没有丝毫妨碍。然而，我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就意识到，通过念祝词而得到的妻子，只不过是为了生活而已，更多的问题还有待于解决。我怀疑，大多数人只是娶了妻子，并没有得到妻子，或者是不知道没有得到妻子；他们终身生活在妻子的身边，可是并不了解这一点。但是，我与他们不同，我妻子是我崇敬的财宝；她不是我的财产，她是我的宝藏。

    “露水珠”——不，这个名字不能再用了。这不是她的名字，使用这个名字也不会了解她。她像太阳一样永恒；她不是朝霞中转瞬即逝的泪珠。长期隐匿她的名字怎么行呢？她的真名叫海蒙蒂。

    我发现，在这个17岁的少女身上，焕发着一种青春之光，然而现在她还没有从少年时代的怀抱里清醒过来。这正如同晨光映照在山顶上的积雪一样，雪现在还没有融化。我知道她为什么这样洁白无瑕，又为什么如此丰满纯净！

    我心里有这样一种担心：对于这样一位能读会写的大姑娘，我怎么才能征服她的心呢？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发现，在通往心灵和书丛的道路上，是不存在互相厮杀的任何战场的。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她那洁白的心扉上染上了一点颜色，她那双眼睛里蕴含着一点恐惧之光？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她的全部身心充满了渴望？对于这些问题，我是无法确切回答的。

    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可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呐，现在是到了该详细说一说的时候了。

    我的岳父在一个土邦的宫廷中做官。他在银行里究竟有多少存款，人们对此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是不会少于十万卢比的。结果是这样：海蒙蒂父亲的财产越增加，家里的人对她就越尊敬。海蒙蒂很想学习做一些家务事，但是我母亲出于对她过分的溺爱，却怎么也不肯让她插手。虽然她不让海蒙蒂从山区带来的那个女仆进入自己的房里，但是为了避免听到不愉快的回答，甚至都没有问一下她属于什么种姓。

    本来就可以这样一天一天过去，可是有一天，父亲的脸色突然变得阴沉了。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岳父送给我们一万五千卢比的现金和价值五千卢比的首饰。我父亲从和他一起共事的一位朋友那里获悉，这其中的一万五千卢比都是借贷来的，而且利息还不低。传说的十万卢比完全是虚假的。

    既然我岳父从来没有和我父亲谈起过有关他财产数量的问题，所以我就不明白，我父亲有什么理由认定是他的亲家有意欺骗了他呢？

    此外，我父亲还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我岳父是国王的总理大臣之类的大官。可是，他得到的消息说，我岳父只不过是那里的教育局长而已。父亲说，就相当于学校的校长——是宫廷里一切体面官职中最低下的一种差事。父亲原来怀有很大的希望：我岳父在不久的将来退休的时候，我就可以接任土邦的部长。

    就在这时候，我们老家的一些亲戚为了欢度黑天的狂欢节，来到我们加尔各答的家里。她们见了我的妻子，就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这种交头接耳的议论由不清楚渐渐变得清楚了。一个我叫姥姥的远亲说道：“我的天哪！外孙媳妇看上去有我的年岁大啦！”

    另一个姥姥接着说：“就算没有我们的年龄大，奥布又何必要聚一个外地的姑娘呢？”

    我母亲急忙说：“哟，阿妈！您这是说哪儿去了！媳妇的年龄还不到11岁呢。到帕尔衮月才跨进12岁。在讲印地语的地区，人们经常吃些豆面，所以就显得老一些。”

    姥姥们说：“孩子，我们看不出来她那么小。女方家里的人肯定是对你们瞒了年龄。”

    我母亲说：“我们看过出生簿。”

    这话倒是真的。不过出生簿证明，姑娘是17岁。

    “难道出生簿就不会有假啦？”老太太们争辩说。

    讨论很热烈，甚至争论起来。

    这时候海蒙蒂走进来。一个姥姥问道：“我说外孙媳妇呀，你多大了？”

    母亲挤着眼睛向她暗示。海蒙蒂没有明白她的意思，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