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以下叙述的万历与群众的嫌隙，有关的通史或者专著都曾作过论述。例如孟森著《明代史》第五章《万历之荒怠》，钱穆著《国史大纲》则以为制度之不良甚于个人之过失，并引用顾炎武的意见，指出明末道德不振，见册2页501～502。其实，长期的道德沦亡，即已标志社会形态和其组织制度的脱节。参见《明代名人传朱翊钧》。

    ②关于福王庄田的若干情节，中外学者多有误解。当时万历指令湖广、山东、河南三省以田土四万顷作为福王庄田。四万顷为四百万亩，接近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一，为数十万人耕食之资，如为一人占据，则确属骇人听闻。

    对于这些田地，如果按照传统的封建主义方式的控制，则福王必当封茅裂土，层层分割，由各级亲信掌握管理，例如日本的中世纪，大地主的各个庄园即由武士管理。以私人而占

    有大量耕地及农民，必须有私人的武装和法庭，否则就不能有效地管理。这些权力通常也为自上而下的各个世代所继承。

    然而福王并未具有这样的力量。一个明显的证明是，当李自成起义，福王并没有能够组织他的武力作有效的抵抗，而是一筹莫展，束手被擒。

    因此，对研究者来说，不能只看到一些明文的记载，而应该透过资料，彻底考查事实的真相。

    万历指令以四万顷为福王的庄田，不过是和群臣讨价还价的办法。讨价还价之余，万历就减价而为二万顷，福王本人也再三表示“推辞”。而万历所真正为福王索要的，则不在田土而在佃金。河南在明初地广人稀，其后民间开垦所增田地，称为“白地”，其所有权常常发生问题。地方官对这种田地所征取的赋税，既不归入一般的田赋，也很难视为官田的地租。山东由于黄河河道的变迁，被淹后的田地重新开发，情形亦复类似。湖广则因河流湖泊众多，昔日之湖沼成为圩田，河岸瘠土仅征“芦课”者至此也有成为良田的趋势。此外，各省还有被抄没的庄田等等，情况极为复杂。这些土地的赋税收入，纵未尽入地方官之私囊，但也从未作公开而详尽的交代。万历的意图，即要三省地方官从这笔收入中每年缴纳银46，000两，以作福王府的开支。迟至1617年，湖广官员只表示承担银3，659两。福王本人，曾因为不相信各地的报告，而派人在河南丈量上述田土，以致与当地官民发生冲突。请参阅《神宗实录》页9771、9773、9825、9881、9901、9920、9924、9942、9946、9957、10089、10339、10526、10611。

    ③《神宗实录》页4212、4216、4219、4225～4233、4236～4243。

    ④《神宗实录》页4274、4319。

    ⑤《神宗实录》页4419～4420。

    ⑥《神宗实录》页4440～4441。

    ⑦《神宗实录》页4451～4454、4457～4458、4461～4463。《明史》卷218页2526所摘述大致正确。申时行自己的解释，详《赐闲堂集》卷40页9。

    ⑧除本章的叙述外，尚可参看《神宗实录》页4457～4470、4777～4781、4787～4788、4949～4953、4957～4959、4963～4968、4982～4985、6765、6772、6787、6789。

    ⑨《皇明祖训》页28。

    ⑩《明史》卷113页1472、1475、卷114页1481。

    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21就提到过这一问题。王锡爵一疏也认为咎在郑氏，见《神宗实录》页4957。

    雒于仁一疏具有代表性，见《神宗实录》页4086、4098。

    《明史纪事本末》卷66页718、卷67页743～746。

    参看《明史纪事本末》卷67页775。这一类传闻或出杜撰，但史书中多加记载，如《明史》卷114页1483就说王氏“初为慈宁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

    《先拨志始》页2；《明史》卷114页1483。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卷17页19、孟森著《明代史》页292均曾引用。

    《明史纪事本末》卷67页743；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21；孟森著《明代史》页293；《明代名人传》页210。

    参看吴晗著《朱元璋传》，《明代名人传朱元璋》。

    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页315～316、321。

    参看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页152、185、219、235。这些办法到清代仍被沿用，称为“陋规”，见瞿著LocalGovernment，页26。

    《海瑞集》页40。

    《国朝献征录》卷17页155～156；《澹园集》卷18页6。

    《春明梦馀录》卷34页55；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