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由皇帝指令“夺情”而不丁忧守制，也不是没有先例。于是皇帝在和两位皇太后商量之后，决定照此先例慰留张先生。在大伴冯保的协助之下，皇帝以半恳请半命令的语气要求张先生在职居丧。张居正出于孝思，继续提出第二次和第三次申请，但都没有被批准。最后一次的批示上，皇帝还说明慰留张先生是出于太后的懿旨。这些文书从文渊阁到宫内来回传递，距离不过一千米内外，但是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奏章或者朱批还都要送到午门的六科廊房发抄，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

    然而官员们的反应并不全如理想。他们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丁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议是否出自皇室的主动。翰林院中负责记述本朝历史的各位编修均深感自身具有重大的责任，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在记述中体现本朝按照圣经贤传的教导办事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朝廷就一定不能管理好天下的苍生赤子。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很多翰林民间，他们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自然地会正直而守法。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能遵守这些原则，把三年的父母之丧看成无足轻重，这如何能使亿万小民心悦诚服?

    在万历并未与闻的情况下，翰林院的几十名官员请求吏部尚书张瀚和他们一起去到张居正的私邸向他当面提出劝告，想让张居正放弃伪装，离职丁忧。他们还认为，即使为张居正个人的前途着想，他也应当同意大家的意见居丧二十七个月，以挽回官员们对他失去的信心。但是劝说不得结果。张居正告诉他们，是皇帝的圣旨命令本人留在北京，你们要强迫本人离职，莫非是为了想加害于本人？

    吏部尚书张瀚，一向被认为是张居正的私人。他在张居正的破格提拔下身居要职，在任内也惟文渊阁的指示是听。当他参加了这次私邸劝告以后，就立即被人参奏，参奏中一字不提他和元辅的这次冲突，而是假借别的小事迫使他下台。这一参奏引起了官员们更大的愤怒，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朝廷的纠察官员即一百一十名监察御史和五十二名给事中，都属于张居正夹袋中的人物，他们从来只纠察对张居正不利的人而不顾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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