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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谈王安石变法(1/2)

    公元十一世纪后期宋朝的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条例司(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创行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大事。这事情的真意义,也只有我们今日在二十世纪末期,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再加以西欧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更清楚。

    基于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题材整个的拿出来重新商榷检讨。

    王安石没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宋史”说他“属文动笔如飞”,又“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辨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见闻的广泛。其人既有如此才华,因之虽只做得中下级地方官,已得到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也有了司马光、韩绛和吕公著的宣扬(后来除了韩绛之外,他们都成了王安石的对头)。神宗于1067年嗣位,初以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六个月后调他为翰林学士,已有了御前顾问的姿态。一年之后又任他参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拟为副首相),专务“经画邦计”。然而神宗是一个有雄心的君主,一意要收复契丹和西夏占领的国土(其实其占领已在宋前)。他曾对文彦博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然则这富国强兵的着眼,一般儒士已把它当作法家宗旨。一代文豪苏轼就说他“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两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的说他“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皇帝之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满朝重臣的反对。以后这批“反改革派”或被贬派为地方官、或退休。王安石于1070年同平章事(任宰相),朝中大官能与他合作的只有韩绛、吕惠卿等,兹后被称为“熙丰小人”(熙宁与元丰都是赵顼的年号)。1074年皇帝迫于众议,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预,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调回开封平章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皇帝给了他一个公爵和节度使的头衔,而实际的职位,则是“判江宁府”,也就是归返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个官职。

    神宗于1085年初去世,继任皇帝哲宗赵煦实足的年龄九岁不到,他未成年时由神宗这母太皇太后高氏(庙号宣仁圣烈)听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起用反改革派的先朝重臣如司马光、文彦博和吕公著,一时新法罢免殆尽。可是八年之后太后去世,皇帝亲政,他赵煦又来一次翻案。他不仅重用改革派,并且夺司马光谥,又重修“神宗实录”,以便支持新法,一时反改革派人物被称为“元祜党人”(元祜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期的年号)。

    公元1100年赵煦去世时无子嗣,皇位由神宗第十一子接替,此人赵佶,即是后来被金人俘虏死在五国城(在今日吉林东北)的宋徽宗。他早有“轻佻”之名,要不是朝议和命运的错安排,他倒很可以以画家和文物收集家的身分在历史上留名,作皇帝确非所长。他在位期间对新法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他最初支持反改革派,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也都身后复官。可是仅一年余,前被放逐的章淳和蔡京又被召回京师居要职。他们也可算得寺臣兼改革派。章淳曾任王安石的助手,蔡京则以修史在御前被器重。这时候徽宗赵佶也说“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于是朝中权要以“绍述”的名义,恢复了二十五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如方田、如榷茶等等。并且又怂恿徽宗将司马光以下一百二十人列为“元祜奸党”,以后更扩大其名单为309人,镌石于全国州县,以便分辨“忠邪”,皇室不能与他们通婚姻,他们的子孙也不许来开封。王安石则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之外的第三个圣人。

    于是“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这还不算,即偏安江左,南宋人仍没有放弃由于王安石新法所引起的争执。最近何湘妃发表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宋高宗赵构朝又在修改“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也还是向王安石重新批判。

    今日九百年后我们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读历史,已无从确定以上各人的忠邪,同时也无此必要。如章淳和蔡京确系能干,而前者跋扈,后者谀幸,但是“宋史”把他们两人一体列入“奸臣传”里,又未免太简化历史,并且苏洵斥王安石等“囚首丧面”以论诗书,宣仁圣烈高后在《续资治通鉴》里被赞扬为“女中尧舜”,也都是一面之辞,只能融合中国传统以粗浅的道德观念批评历史人物的办法,这中间只有至善及极恶。我们如被这些观念蒙蔽就容易忽视我们自身读史之目的之所在。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十一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和这问题有密切关系而待澄清的,则是有些历史家把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解释成为一个“封建社会”,极不合理,与宋朝的情形尤其是文不对题。封建着重地方分权。皇室只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其采邑内部的处理,由他们自行裁夺,中国的传统则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处向全民抽税,我们称之为“官僚主义”,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特殊办法,迄今还没有一部专书,缕列其中各种特征。

    我个人长期研究其财政与税收的情形,则发觉这种体系,包括过广,下面的单位过于琐碎,在传统的交通通信条件之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一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其转买顶当。至于抽累进税,更是技术上为难的问题。于是只在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的向全国征收。